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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鲁滨孙飘流记》①

  ﹛①本文选自《普通读者续集》。﹜

  有许多种不同方式可以探讨这部经典作品,我们选择哪一种?我们是否一开始就申明,自从锡德尼①在札特芬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阿卡迪亚》遗稿以来,英国人的生活经历了沧桑巨变,而小说已经选择,或者说已经被迫选择了,它自身的发展方向。一个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他们有阅读能力,他们迫切期望阅读的不仅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而是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平凡生活细节的作品。经过千百人的手笔,散文已经发展到可以使它自身适应这种需求:它比诗歌更适合表达现实生活。

  ﹛①锡德尼(1554~158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这当然是探讨《鲁滨孙飘流记》的方式之一——通过小说的发展过程来加以探讨;然而另一种探讨方式立刻毛遂自荐——那就是通过作者的人生经历来探讨。我们在作者传记这片得天独厚的草原上探索,比起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要花费更多时间。首先,笛福的出生年月就有疑问——究竟是1660年还是1661年?其次,他拼写自己的姓氏用了一个字母还是两个字母?他的祖先是什么人?

  据说他曾经是一位织袜商贩,这在十七世纪又算个什么身份?他后来成为撰写小册子的作家,并且获得威廉三世的信任;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使他遭受戴枷示众的刑罚,并且被投入新门监狱牢房;他受雇于哈利①,后来又被戈多尔芬②雇用;他是第一个受人雇用的新闻记者;他写了无数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他还写了《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孙飘流记》;他有一个老婆六个孩子;他很瘦,鹰钩鼻,尖下巴,灰眼珠,嘴边有个大黑痣。

  ﹛①哈利(1661~1724),十八世纪英国托利党领袖。﹜
  ﹛②戈多尔芬(1645~1712),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

  只要对英国文学稍加涉猎就不言自明:追踪小说的发展过程和观察小说家的容貌特征,要消磨多少时间,耗费多少生命。我们偶尔读了理论再看传记,看了传记再读理论,一个疑问油然而生——如果我们知道笛福确切的诞生日期,知道他为何原因爱上何人,如果我们把英国小说起源、上升、发展、下降、衰亡的历史熟记心中,从它在埃及开始孕育(有此一说)直到它在巴拉圭荒原中消亡(或许如此),我们阅读《鲁滨孙飘流记》是否增添一分乐趣,获得更深一层理解?

  那部书本身保持不变。不论我们探讨这部作品的方式如何迂回曲折、拖延磨蹭,最后等着我们的仍然是一场孤独的搏斗。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先有一番博弈,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交易,在此私密洽谈过程中,如果有人不断插话提醒,笛福贩卖过袜子,头发是棕色的,曾经带枷示众,这就令人分心,使人厌烦。我们的首要任务,而且往往是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掌握作者的透视角度。

  等到我们弄清楚作者如何安排他所创作的那个世界,批评家强迫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种种细节,传记家所关注的作家本人的许多奇遇,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我们必须亲自攀登到小说家的肩膀上,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直到我们也弄明白,他是按照怎样的次序去安排小说家们命中注定要去观察的大千世界:个人和人类;他们背后的大自然;君临于他们之上而被我们简称为上帝的那种力量。于是混乱、误判、困难接踵而至。对我们而言,这些事物原来平淡无奇,小说家用他自己的方式将它们相互整合,它们就会之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种情况似乎千真万确:唇齿相依而呼吸着相同空气的人们,对于事物比例的感觉却大相径庭。在某人眼里,人是巨大的,树是渺小的;在另一个人眼中,树是庞然大物,人是背景中微不足道的小摆设。因此,无论教科书上如何论述,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们观察世界的尺码各不相同。

  以司各特为例,他描绘的山峰巍然屹立,人物按比例相互匹配;简·奥斯丁选中了茶杯上的玫瑰花,用它来衬托人物的机智对话;皮科克①却用奇幻扭曲的哈哈镜映照天地,在镜中茶杯就像维苏威火山,或者维苏威火山如同一只茶杯。然而司各特、简·奥斯丁和皮科克生活在相同时代,他们看到相同的世界,在教科书中他们被编入文学史的同一个发展阶段。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的透视角度。如果我们能够牢牢抓住这一点,对我们而言,这场搏斗就以我方获胜告终;我们与作家感同身受亲密无间,我们就可以转过身来,安心享受批评家和传记家慷慨提供的多种多样乐趣。

  ﹛①托马斯·皮科克(1785~1866),英国十九世纪讽刺小说家、诗人。﹜

  然而就在此刻出现了许多难题。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它来自我们自身的经历和偏见,因此它又与我们的自负和爱好紧密关联。如果有人耍弄花招颠覆了我们内心的平衡,我们不可能不感受到伤害和侮辱。于是《无名的裘德》或普鲁斯特的一卷新书出版,报刊上就涌现出众多读者的抗议。切尔屯南的吉卜斯少校扬言:如果人生像哈代所描绘的那样阴暗,明天他就把一颗子弹射穿自己的脑袋;汉普斯德的威格斯女士必须提出抗议:虽然普鲁斯特的艺术手法奇妙,感谢上帝,现实世界与一个精神反常的法国人的歪曲描写毫不相同。

  那位先生和那位女士都想操控小说家的透视角度,使其雷同并且加强他们自己的观点。但是伟大的作家——哈代或普鲁斯特——却不顾私有财产的权利,继续走自己的路;凭着自己额头的汗水,他在一片混乱之中整理好秩序;他在那里栽一棵树,他在这里安排一个人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处理神的形象,有时遥不可及,有时近在眼前。在文学杰作之中,就是在那些画面清晰、秩序井然的作品之中,作家严格要求我们按照他的透视角度去观察,我们往往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自己的思维秩序被颠覆了;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我们原来的精神支柱被扭曲了——而且我们感到厌烦——因为,从一种崭新的观念之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满足和乐趣?然而,从愤怒、恐惧和厌倦之中,有时会产生出一种稀有而持久的愉悦。

  《鲁滨孙飘流记》可能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是一部杰作,而它之所以成为杰作,主要原因就在于笛福自始至终保持着他自己的透视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每个转折关头,他都对我们横加干涉、轻蔑嘲弄。让我们宽泛地阅览此书的主题,把它和我们的先入之见比较一番。我们知道,此书的故事是写一个人物,历尽各种艰险和奇遇,然后被孤零零地抛到一座荒岛上。仅仅这些暗示——艰险,孤独,荒岛——就足以唤起我们的想象,期盼看到世界尽头遥远的地方;看到日出和日落,看到那个男主人公与世隔绝,孤独地沉思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奇特的生活方式。开卷阅读之前,我们可能已经把我们期望此书给予我们的乐趣模糊地描绘出来了。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每一页都遭遇到粗暴的反驳。没有日落和日出,没有孤独和沉思。恰恰相反,睁眼望去,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只巨大的泥土罐子。换句话说,此书告诉我们:时间是1651年9月1日,主人公的姓名是鲁滨孙·克鲁苏;他的父亲患痛风症。于是,我们显然必须立刻改变我们的态度。现实,事实,物质,将在后面的叙述中占支配地位。我们必须赶快改变我们的比例尺码;大自然必须收拢她华丽的紫袍;她给人类带来的只是水旱灾害;人类被贬低为为维持生存而艰苦挣扎的动物;上帝被降级为地方行政官,他那坚固结实的宝座仅比地平线稍微高一点点。按照我们的透视角度,在每一个故事中寻求的三大信息——上帝、人类、大自然——都遭到冷酷无情的普通常识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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