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3)_赫塔·米勒

三

　　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或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疆域无须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西方人认为，说话可以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会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日子。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物，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见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可以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词语，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们找到合适的词语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随时与其他词汇轮流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奶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将自己陌生化。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如同主人的影像。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上剥离的最外层，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久，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一个放餐具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他的几把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抱怨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

　　主人已不在餐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想，如果父亲能重回桌边，母亲兴许会容忍他用螺丝刀而不是用刀叉吃饭。父亲走后，院子里固执的杏树也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荒诞的目光走进杏树，在我长久的关注下，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螺丝刀混淆起来。如今，我已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缠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柏林太冷，不适合杏树生长。我在柏林生活，也并没有想念过杏树。无意中碰到一棵，紧挨着一座城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最多属于这个城市。杏树立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但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伸长手臂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经过那里。对我来说，杏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到德国的时间比我长，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来到这里。

　　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无法决心继续走下去。去商店的路两边都有人行道，我完全可以避免和杏树相遇。但既有了杏树，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纠结是去看杏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怎么样了，或者，今天它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受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热”(liebkosen)。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

　　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窸窸窣窣
　　五六爪印如合欢豆荚印上台阶
　　当年我们在村里嚼着歪杏
　　猫咪尖着鼻子围坐板凳
　　一双双眼睛玻璃杯样转动
　　毛发在梦乡随呼吸起伏
　　杏枝张开手臂发烧冰冷甜蜜破坏
　　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咪问候

　　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倒是其他作家的文字为我做了注解。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子，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 Vona)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满诗意惊怵的句子帮了我的大忙：“我想象那被加速的记忆的迷宫，如此包罗万象，却只需分秒，即便持续一整天或更久，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显现(……)问题原本很简单：既然我们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再次体验它为我们保留的东西，那些时间都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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