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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一九五三年

  §传道者与叛教者

  “这简直和星星的运转一样慢。”伯爵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嘀咕道。

  当一个人无缘无故被人要求等待时,他就只能这么挨时间。每一小时都会变得无穷无尽。每一分钟都会无休无止。哎呀,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跑到时间舞台上隆重地亮相,而且还要抑扬顿挫地念上一段独白,只要台下稍微有点掌声,哪怕是稀稀落落的掌声,它们也要立刻返场,再来一次。

  可伯爵不是曾经满怀诗意地抨击过星星缓慢的运转速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这样温暖的夏夜里,当你仰卧着聆听草地上的脚步声时,星辰也似乎都停止了转动,仿佛大自然本身也正想方设法地拉长黎明前的最后时刻,以便人们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

  没错。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攀过常春藤,踏在青草地上等候他心爱的姑娘时,无疑会有这种感觉。可怎么能让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也如此等待?他的头发已经稀疏,关节也僵硬了,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至少,礼貌还是要有吧。

  应该快到凌晨一点了,伯爵默算着。演出十一点结束。之后,招待会十二点结束。按理说,她们半小时前就该到了。

  “难道莫斯科连出租车都没了吗?电车也没有?”他自言自语道。

  “还是说,她们在回来的途中被什么事绊住了?是不是路过咖啡馆的时候,她们忽然兴起,一心想着进去品尝糕点,却忘了他还在这儿苦苦地等啊,等啊,等啊。她们难道真的会如此残忍?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别指望瞒得过他,因为眼下的他隔着十五米都能闻出她们刚才吃了什么好吃的。”

  伯爵停下来回踱着的步子。他朝“大使”后头看了一眼。那儿藏着他的一瓶唐·佩里侬①。

  ﹛① 法国名贵香槟酒,被称为“香槟之父”。﹜

  为一件暂不确定的事准备庆祝活动是件颇为棘手的事。倘若命运女神眷顾,你得时刻准备瓶塞冲向天花板的瞬间;但如果得不到命运女神垂青,你就得表现得若无其事,仿佛今晚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后,再让那瓶未打开的酒沉入海底。

  伯爵把手伸进冰桶。里头的冰已经融了一半,水温刚好是10℃。如果她们还不回来,温度会越来越高,再这么下去,这瓶酒就没什么喝头了,也许就真得扔到海底去了。

  好吧,那也是她们应得的。

  伯爵把手抽回来,刚把身体站直,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串美妙的声音。那是双响时钟发出的钟声。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正在宣告午夜的到来。

  这不可能!伯爵至少等了两小时了。他在这儿已经来回踱了二十多英里。此时应该是凌晨一点半。不可能还这么早。

  “也许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已经不再可靠了。”伯爵又嘀咕了一句。那架钟毕竟也有五十个年头了,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钟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慢慢地,轮齿会被磨平,弹簧也会失去弹性。伯爵正这么想着,忽然,透过屋檐上的小天窗,他听见远处钟塔上传来的钟声:一下,两下,然后三下……

  “是,是,”他往后一仰,倒在椅子上说道,“我懂你的意思。”

  很显然,这注定会是令人懊恼的一天。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助理经理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了起来,并当众宣布了点菜、下单和结账的新规定。

  从今以后,他解释说,顾客点完菜之后,侍者需把点的菜名写在专门的簿子上。从客人的餐桌离开后,侍者须立刻将点菜单交给记账员,后者在分类账目上登记之后,再向厨房发出订菜单。而厨房则要在订菜日志里做相应的记录。一切就绪后,才可以开始做菜。待食物已经做好并可以端上桌时,厨房会再向记账员发出一张确认单,记账员收到之后,会向侍者提供一份盖了章的收据,侍者再凭这份收据去领做好的食物。这样,只需几分钟,侍者便可以在他的账簿上做上记号,以确认点菜、入账、做菜、领菜等步骤已经全都完成。

  如今,整个俄罗斯都不会有比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过去,他曾亲眼看见普希金的一首两行诗让本来犹豫不决的人变得异常坚定。他也曾经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短短的文字让一个人变得格外振奋,同时又让另一个人变得极其冷漠。当苏格拉底在集市中演讲或者耶稣在山上布道,为了让他们的话流芳百世,听众中有人把它们一字一句地记下来时,伯爵便会觉得这么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让我们把话挑明了:伯爵担心这项新规定并非因为他对纸笔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厌恶。

  他只不过是觉得,凡事都要论场合。如果你选择在广场餐厅用餐,那你的确应该知道,那里的侍者为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会把身体欠到你桌子的上方,一边听你讲,一边飞快地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可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自从伯爵成为这儿的领班以后,来此就餐的顾客都能体会到侍者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参考和建议,并且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他们的选择,根本无须把背在身后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那天晚上,新的规定开始正式实施,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后面多出了一张小桌子,桌子后头坐着一名书记员。可以想见,来博亚尔斯基用餐的顾客看到这种情景时会有多么惊讶,看到餐厅变得像股票交易所一样纸单乱飞时,又会多么迷惑不解。等他们点的小牛排和芦笋尖终于被端上桌,却早已变得和肉冻一样冰冷时,他们就不得不发火了。

  很明显,这是行不通的。

  说来也巧,当晚第二轮客人进餐到一半时,伯爵注意到“主教”已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口驻足了片刻。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一个有教养的人,不管有何种顾虑,都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着相互合作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从餐厅中间穿过去,跟在“主教”身后来到外面的走廊。

  “列普列夫斯基经理!”

  “罗斯托夫领班,”见伯爵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主教”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接着说,“你找我有事吗?”

  “就是件小事,我其实都不该来打扰你的。”

  “只要是酒店的事,就跟我有关。”

  “不错,”伯爵说,“哦,我向你保证,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整个俄罗斯都找不出比我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就这样,伯爵切入了主题,他接着夸起了普希金的两行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段落,以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抄本。然后,他才开始解释为什么纸笔这两样东西会危及博亚尔斯基餐厅历来秉持的优雅和浪漫的传统。

  “你能想象,”伯爵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当你想牵住你妻子的手时,你得先提交申请,申请上面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盖的戳,然后,你还必须把她的回答记在小本子上,一式三份,这样,你就可以给她一份,给她父亲一份,剩下一份给她的家庭牧师,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

  伯爵嘴里正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可当他看到“主教”脸上的表情时,他立刻提醒自己:说俏皮话可以,但要避免提及与别人婚姻有关的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主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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