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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第四年新年前夜,我在妇女工棚吃到了甜菜蜜饯。它们摆在一个蛋糕上。那块蛋糕不是烤的,是特鲁迪·佩利坎拼起来的。没有蜜饯果子,就用烤甜菜,没有坚果,就用葵花籽,没有面粉,就用玉米面儿,没有蛋糕盘子,就用医务室太平间松动了的釉面砖。蛋糕之外,每人还分到一根集市上买来的好彩烟。我吸了两口就醉了。头离开肩膀飘上去,与其余几张面孔混在一处,床旋起来。我们肩碰着肩摇摆着,唱起牲口车厢的布鲁斯:

  林中月桂吐艳,
  战壕白雪皑皑。
  一封短短信笺,
  字字伤我心怀。

  巡夜人卡蒂拿着块蛋糕,坐在值夜灯下小桌边的釉面砖上。她局外人似的看着。但歌声一停,她就在“椅子”上摇摆起来,发出“呜呜呜啊,呜呜呜啊”的声音。

  她发出的这种深沉的“呜呜呜啊”,就是四年前那个雪夜,押送列车最后一次途中停车时,火车头发出的沉闷的声音。我呆住了,有几个人哭起来。连特鲁迪·佩利坎都忍不住了。巡夜人卡蒂看着这痛哭的场面,吃着她的蛋糕。看得出来,她吃得很香。

  有些词语很跋扈,我只有俯首听命。我已记不清,俄语的“沃施”(WOSCH)指的是跳蚤,还是虱子。我用它既指跳蚤也指虱子。这个词也许根本不认识它指代的这些小动物。可是我认识。

  跳蚤爬到墙的高处,在黑暗中从天花板向床上坠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光它们就不掉下来,还是掉下时没人看见。为了防跳蚤,工棚里值夜灯通宵亮着。

  我们睡的是铁床。锈迹斑斑的铁管上,焊缝甚是粗糙。铁管里跳蚤可以繁殖,草垫下未被刨平的床板上也会滋生。跳蚤肆虐的时候,几乎总在周末,我们奉命把床搬到院子里。工厂里的男人们制作了铁丝刷子。床架与床板上,刷子过处,尽是碾碎的跳蚤留下的红褐色血迹。奉命实施这场跳蚤灭绝战,让我们雄心万丈。我们期盼着一张干净的床,一个安泰的晚上。我们乐见跳蚤的血,因为那是我们的血。血越多,刷子挥得越来劲。我们满腔的仇恨都被勾了起来。我们满怀豪气,挥刷直取跳蚤性命,仿佛它们是俄国人。

  突然间,无边的疲劳感袭来,像重拳击中脑袋。豪迈之气亦有疲惫之时,好不令人悲哀。一刷一刷间,豪气渐馁,重振威风要俟下次了。我们抬着清干净跳蚤的床回到工棚,心里却明白,这一切只是徒劳。我们自嘲说:至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什么是知足?这就叫知足。

  六十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是第七次被遣送。我将留声机箱子放在水井边,在集合点名场上瞎逛。没有劳动分队,也没有工头。没什么活儿可干。我已经被这世界和营管忘却了。我是营地里的老人儿,满肚子的经验。我开解自己道,毕竟我还有心铲,白班和夜班始终是件艺术品。我不是个来路不明的人,我会干活儿。我谙熟地窖与炉渣。第一次被遣送时,有一块甲虫大小的深蓝色炉渣嵌在胫骨上,长进肉里了呢。我像展示英雄勋章那样展示胫骨上那点。我不知道该睡哪儿,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工棚哪儿去了,我问。贝娅·查克尔哪儿去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哪儿去了。我的每个梦中,瘸腿的范妮都穿着件不同的钩织衫,斜披着白色亚麻面包布的绶带。她说,没有营管了。我感到被冷落了。这儿没人要我,又绝不许我离开。

  梦里是在哪个劳动营呢?心铲和炉渣地窖是不是真的存在,梦会在乎吗?对我来说,五年的囚禁生活已经够了,可梦也会在乎吗?这个梦会将我永远放逐了吗?会让我在第七个营地连可干的活儿都没有吗?这的确伤透了我的心。我无法反驳这个梦,不论它第几次将我遣送,也不管自己身处哪个劳动营。

  若是命中注定,这辈子会被再次遣送,那么我知道:还没等你说愿不愿意,某个事物便已迫不及待连出另一个。是什么驱使我进入这个关联?为什么每到夜里,我都想要拥有主宰自己不幸的权利?为什么我无法自由?为什么硬要那营地属于我?乡愁。好像我真的需要它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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