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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那时我们还在工地上干活。像“鱼龙混杂”“旅店”“暂时”这些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理发师并不是劳动营负责人一伙的,但却享有特权。他可以在理发室里住和睡。我们住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脑子里已经连一个笑话都没有了。白天,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也没法独享理发室,我们都在那里出出进进。不管有多么惨不忍睹,他都要给我们理发剃须。有些男人照镜子时哭了。月复一月,他看着我们进出他的门,变得越来越形容枯槁。

  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谁还会再来,虽然已经瘦得一半是蜡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谁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干活太累了,思乡成疾,或是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队和那该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被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吼道,我跟他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后我踹了凳子一脚,差点踹翻了。我接着说:您在这里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奥你坐下,他说,我想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你弄错了,老板的名字叫图尔·普里库利奇。图尔从嘴角伸出粉红的舌头点点头。他傻透了,还觉得自己是受了恭维,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后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边,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着就走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到外面之后,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看到了吗,他才是老板,管着我们,不是我。你还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不吭,我却得跟每个人都说点什么。你该感到高兴才是,你还知道旅店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早就变了样了。是啊,一切都变了,除了劳动营,我说。

  那天我再也没有坐回去,固执地走开了。那时我还不愿意承认,我其实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虚荣。恩耶特跟我讲和的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却让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坚决,胡子都可以不剃。脸上的胡子茬儿让水泥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四天以后我又去了他那儿,坐在凳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工地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他那句关于旅店的话我都无所谓了。理发师也再没提这茬儿。

  几星期之后,一次,送面包的人把空车拉出劳动营大门时,我又想起了“旅店”这个词。我突然喜欢起它来,并不厌其烦地用着。我刚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犊一样缓步踱过清晨的空气,工棚里还睡着三个人。我就那样脏兮兮地躺到床上对自己说:在这里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钥匙。没有服务台,开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样。我的工棚和箱子总是对外开放的。值钱的东西是盐和糖。枕头下面是干了的、从我牙缝里省下来的面包。它太宝贵了,自己都会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每次回到旅店房间时,牛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头下的面包还在不在。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可怕地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振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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