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2)_赫塔·米勒

二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绲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人那儿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上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小时候在下面的院子里玩，有次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她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当兵的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5]，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6]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

　　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陶尔牌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是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内有：斯坎迪亚牌^[7]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作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里裤，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8]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欢我不？我还活着呢。”

　　鞋带系好了。我坐到桌边，等待午夜来临。午夜到了，巡逻队却迟迟未到。等了三个小时，都快让人受不了了，他们才来。母亲帮我穿那件带黑丝绒绲边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来。我戴上绿手套。在木地板的门厅内，就在挂煤气表的地方，祖母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只是不经意地把它带到了劳动营。我并不知道，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这样一句话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所有带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它对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心铲的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真的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十五度。我们上了带遮篷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约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清晨时分已经有大概五百来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

　　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在头中央盘了起来，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我打了个小盹，梦见：

　　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是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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