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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二

海伦对“耐力”这个词左耳进右耳出，因为她替盖普担心，怕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耐力了。他当然有能力，也有热情，但她觉得他也走了一条窄路，被误导了，而只有耐力能让他重返其他路径。 　　这让她难过。目前，海伦一直想，只要盖普对任何事有热情，她都会满意，摔跤，甚至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因为，海伦相信，精力会产生精力，她想迟早他会重新写作的。 　　于是当盖普因为艾伦·詹姆斯的一篇论文兴奋不已时，海伦没有太过积极干涉。那篇文章是《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很有力、感人，盖普都落泪了。文章回顾了她被强暴的经历，这件事给她带来的痛苦，给她父母带来的痛苦，这让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的做法看起来是一种对非常私人的创伤的模仿，狭隘又彻底政治化。艾伦·詹姆斯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她们把她弄成了非常公开的受害者。当然了，盖普对公开的受害者没有抵抗力。 　　当然了，公平些说，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本来的意图就是将残忍威胁女人和女孩儿的恐惧公开。对很多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来说，模仿可怕的割舌并非“彻底政治化”。而是一种最个人化的认同。有些情况下，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也遭遇过强暴，她们的意思是，她们感到仿佛自己丢了舌头。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她们感到好像被永远噤声。 　　不过没人否认这个组织充满了疯子。连一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自己，也不能抵赖。说这是一个由极端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团体，大体上是没错的，她们经常拉低周围其他女性和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极端严肃性。但艾伦·詹姆斯对她们的攻击，没有考虑到她们当中的个别人，就像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作为一个行动团体以前也不考虑艾伦·詹姆斯一样。她们没有真正想过一个11岁的女孩儿，更想私下克服自己的恐惧。 　　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艾伦·詹姆斯是怎么丢了舌头的，除了现在正长大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常把艾伦误认为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这种混淆让艾伦最痛苦，因为这表示她有自己割舌的嫌疑。 　　“她会生气也无可厚非，”海伦对盖普评价艾伦的论文，“我毫不怀疑她需要写出来，说出这些话也对她大有裨益。我和她说过。” 　　“我和她说过她应该发表出来。”盖普说。 　　“不，”海伦说，“我真的不觉得应该这样做。这能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盖普问，“嗯，这是真相。而且也对艾伦有好处。”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海伦问道，她知道他想要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公开受辱。 　　“不发表好了吧，”他说，“好，好。但她是对的，妈的。那帮蠢货应该要听听原版怎么说。” 　　“但为什么呢？”海伦说，“对谁有好处？” 　　“很好，很好。”盖普咕哝着，尽管他心里一定知道海伦是对的。他告诉艾伦她应该把论文束之高阁。艾伦有一个星期没和盖普或海伦说话。 　　直到约翰·沃尔夫打电话来，盖普和海伦才知道艾伦把文章寄给了他。 　　“我该怎么做？”他问。 　　“老天，寄还给她。”海伦说。 　　“不，妈的，”盖普说，“问问艾伦她想怎么处理。” 　　“老家伙本丟·彼拉多，在‘金盆洗手’了。”海伦对盖普说。 　　“你想怎么处理？”盖普问约翰·沃尔夫。 　　“我？”他说，“我完全无所谓。但我肯定是能发表的。我是说，写得不错。” 　　“这不是这篇文章能发表的理由，”盖普说，“你知道的。” 　　“好吧，不是，”约翰·沃尔夫说，“但文章写得好也挺好的。” 　　艾伦对约翰·沃尔夫说她想发表。海伦努力劝她别发表。盖普想置身事外。 　　“你不可能置身事外，”海伦对他说，“你知道不用说话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篇痛苦的檄文会被发表。这就是你想要的。” 　　于是盖普去找艾伦·詹姆斯谈话了。他跟她讲道理的时候尽量表现得很激动，对她说为什么她不应该公开说那些。这些女人病态、可怜、困惑、受尽折磨，被虐待过，现在则自我虐待，但谴责她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过个五年就没有人会记得她们了。她们再递出字条，人们会说：“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是说你不能说话？你没有舌头？” 　　艾伦看上去忧郁又坚决。 　　“我不会忘记她们的！” 　　她写给盖普看。 　　＊ 　　“5年以后不会，50年以后也不会忘了她们，我会像记得我的舌头一样记得她们。” 　　＊ 　　盖普喜欢这女孩儿爱用老派的标点符号。他温柔地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发表了吧，艾伦。” 　　“要是我发表的话你会生我气吗？” 　　她问。 　　他承认自己不会生气。 　　“那么海伦呢？” 　　“海伦只会生我的气。”盖普说。 　　“你这样会把别人惹得太生气的，”海伦在床上对他说，“你把她们都惹火了。你在煽风点火。你应该让她们去。应该顾好自己的事，盖普。就顾好你自己的创作就好了。你以前说政治运动很蠢，而且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以前是对的。是很蠢，真的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这么做是因为这比坐下来从头开始编出什么东西来要容易。而且你清楚这一点。你却在忙着给整栋房子打书架，给地板打蜡，在花园里胡搞，老天啊。 　　“我嫁的是个临时勤杂工吗？我没有期望你会变成个革命斗士啊。 　　“你应该在写书，让其他人去打书架。而且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盖普。” 　　“你是对的。”他说。 　　他努力回忆是什么让他想象出了《格里尔帕策民宿》的第一句话。 　　“我父亲在奥地利旅游局上班。” 　　这是打哪儿来的？他绞尽脑汁思索类似的句子。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句话：“这男孩儿五岁，他的咳嗽，似乎比他骨瘦嶙峋的小胸腔更深。”他能想到的只有回忆，这样写出来的是垃圾。他已经没有纯粹的想象力了。 　　他连续三天在摔跤室做重量训练。以此来惩罚自己吗？ 　　“又在花园里胡搞了，可以这么说。”海伦说。 　　然后他宣布有任务在身，要为菲尔兹基金会跑一趟腿，去新罕布夏的北山镇。好决定菲尔兹基金会的钱是否会浪费在一个姓创肯米勒的女人身上。 　　“又在花园胡搞，”海伦说，“打更多书架，更多政治活动，更多改革运动。这就是不能写作的人做的事。” 　　不过他还是去了，当约翰·沃尔夫打电话来说，一个读者颇多的杂志准备发表艾伦·詹姆斯的《艾伦·詹姆斯：为什么我不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时，他已经不在家了。 　　约翰·沃尔夫在电话里的声音，和那个老东西一样冰冷、隐形、快速弹着舌头，那东西是“底蛤蟆”，这就是了，她想。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暂时还不知道。 　　她把这消息带给了艾伦·詹姆斯。她马上就原谅了艾伦，甚至还允许自己和她一起欢呼雀跃。她们带着邓肯和小珍妮开车去海边。买了艾伦的最爱——龙虾，还给盖普准备了足够的扇贝，他不是那么喜欢龙虾。 　　香槟！ 　　艾伦在车里写道。 　　“香槟和龙虾还有扇贝配吗？” 　　“当然，”海伦说，“可以配。”她们买了香槟。在犬首湾停了一下，邀请萝贝塔一起吃晚饭。“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邓肯问。 　　“我不知道新罕布夏北山镇在哪儿，”海伦说，“不过他说，来得及赶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艾伦·詹姆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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