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普眼中的世界(106)_约翰·欧文

一〇六

　　春天渐渐温暖起来，邓肯右眼那个洞慢慢愈合，不再怕有沙子进来了，萝贝塔就带邓肯去海滩。在海滩上，邓肯发现自己看飞起的球会出现景深问题，萝贝塔·马尔登正试着和他玩接球，但很快就用橄榄球打中了他的脸。他们就再也不玩球了，萝贝塔满足于和邓肯在沙地上纸上谈兵，回忆她在费城老鹰队当近端锋时打过的所有比赛，那时她仍叫罗伯特·马尔登，90号，她对着邓肯重温自己偶尔的达阵传球，她掉球，她越位犯规，她最阴险的撞击。“那是在打‘牛仔’的时候。”她对邓肯说，“我们在达拉斯打，那个隐形杀手，八球，人人都这么叫他，走到我的盲区的时候……”然后萝贝塔看了看沉默的孩子，他终生都有盲区了，于是她巧妙地换了话题。

　　萝贝塔和盖普的话题是变性手术的敏感细节，因为盖普看起来感兴趣，而且萝贝塔知道，盖普一定想听完全与自身无关的麻烦。

　　“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是个女孩儿，”她对盖普说，“我梦到有人和我做爱，男人。但在梦里，我总是女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和男人做爱的男人。”萝贝塔提起同性恋，不止一点儿鄙夷，盖普觉得这很奇怪，决定改变自己不惜从今往后都被归入少数派的人，可能对其他少数派比想象中更缺少同情。萝贝塔抱怨起其他跑来犬首湾找珍妮疗伤的女人时，还很不客气。“那群天杀的女同志，”萝贝塔对盖普说，“她们想让你母亲变成她们想要的人，她根本不是那样。”

　　“我有时候觉得，妈就是做这种事的，”盖普故意逗萝贝塔，“她靠让别人以为她是某种她不是的人，来让他们开心。”

　　“哎，她们想给我灌迷汤，”萝贝塔说，“我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她们不停劝我别做。‘做个同性恋吧，’她们说，‘你想要男人，就要好了。要是你变成了女人，就要给他们占便宜。’她们都胆小如鼠。”萝贝塔总结道，尽管令人伤心的是，盖普眼看着萝贝塔确实一次又一次被男人占便宜。

　　萝贝塔的坏脾气并不特别，盖普想到其他在他母亲宅子住着，受她照顾的女人们，都是不宽容的社会的受害者，然而他见过的她们中的大多数，都特别不能容忍彼此。盖普无法理解这种内讧，他惊讶于他母亲能对付她们所有人，让她们每个都开心，互不冒犯。盖普知道，罗伯特·马尔登在真的接受手术之前好几个月都穿女装，他早上以罗伯特·马尔登的样子出门，然后采购女装，而且几乎没人知道，他用来支付变性手术的钱，都是他去男生俱乐部和男子俱乐部的宴会演讲的车马费。晚上回到犬首湾，罗伯特·马尔登会穿上新衣服，走秀给珍妮和同住的挑剔女人看。之后雌激素让他的胸部变大，从前的近端锋的身材也出现变化，罗伯特不再出席宴会，而是穿着男性化的女式西服，戴着比较保守的假发，从犬首湾的家大胆走出去，他在手术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试着当萝贝塔了。从生理上说，萝贝塔现在已经和大多数其他女人一样，有同样的生殖器和泌尿系统了。

　　“不过我当然不能怀孕，”她对盖普说，“我无法排卵，没有月经。”珍妮曾经安慰她说，几百万其他妇女也不行。“我从医院回家的时候，”萝贝塔对盖普说，“你知道你母亲还对我说了什么吗？”

　　盖普摇了摇头，他知道萝贝塔所说的“家”指的是犬首湾。

　　“她告诉我，我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不会让人搞错性别。”萝贝塔说，“我真的很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可怕的扩张器，不然我的阴道就要合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台机器。”

　　“妈妈这个老好人。”

　　盖普胡乱地写道。

　　“你写的东西，对人有很大的同情。”萝贝塔忽然对他说，“但现实生活里，我看不出你对别人有什么同情心。”珍妮以前也老这么批评他。

　　但现在，他觉得，他对他人更为同情了。他的下巴被缝起来，他的妻子手臂整天吊着石膏，邓肯漂亮的脸蛋只剩下半边是完好的了，盖普对来到犬首湾的别的可怜人更为宽容了。

　　这是座夏日度假城。淡季时，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海滩边，海洋道尽头的这座带门廊和阁楼的褪色的木瓦房，是唯一有人住的房屋。偶然会跑来一条狗嗅遍骨头色的浮木，退休的人住在离海几英里远的他们以前的度假屋里，他们偶尔来到海岸边散步，仔细观察贝壳。夏天海滩上，满是狗和孩子，还有帮妈妈们带孩子的人，海湾总是停靠着一两艘颜色鲜亮的船。但盖普一家搬来和珍妮一起住时，岸边一派荒废的样子。海滩上，尽是被冬天高涨的潮水带上岸来的垃圾，没有人迹。大西洋一直到四五月，都还是伤口般的铁青色，也就是海伦鼻梁的颜色。

　　淡季来这座小城的人，很明显是来向著名的护士珍妮·菲尔兹寻求救助的迷失女人。夏天，这些女人经常在犬首湾待上一整天，努力寻找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犬首湾的居民人尽皆知。“海洋道走到底的那栋房子，”他们告诉来问路的受伤的女孩儿和女人，“亲爱的，那房子就跟酒店一样大，你一准儿能看见。”

　　有时这些访客长途跋涉先到了海滩，盯着大房子看了很久以后，才终于鼓起勇气来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看见，她们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蹲在风很大的沙丘上观察着房子，好像试图揣摩出这房子里有多少同情。要是她们是结伴来的，就会在海滩上商量，其中一个人被推举来敲门，其他人则挤在沙丘上，就像狗被人命令不许动！直到有人来叫她们过去。

　　海伦给邓肯买了一架望远镜，邓肯从他的海景房侦察着畏畏缩缩的访客，经常在听到敲门声之前几个小时就宣布有人来了。“有人来找奶奶。”他说。对焦，总是在对焦。“她大概24岁，或者大概14岁。她背着蓝色背包。她带着一只橙子，但我觉得她不会吃掉它。有人和她一起来，不过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她病了。不，她戴着一种面具。她大概是另一个人的妈妈，不，姐妹。要不就是朋友。”

　　“现在她在吃橙子。橙子看起来不太好吃。”邓肯如此汇报。萝贝塔也会往外看，有时海伦也会看。总是盖普去开门。

　　“是的，她是我母亲，”他说，“但这会儿她出门买东西去了。要是你愿意等她的话，就请进来吧。”然后他对来人微笑，尽管他一刻不停地仔细打量对方，就像退休老人在海边看贝壳那样仔细。在他的下巴痊愈、裂开的舌头长好之前，盖普用一大叠事先准备好的字条应门。很多访客，拿到字条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这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

　　“你好，我的名字叫贝丝。我是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

　　盖普会递给她这个：

　　“你好，我的名字叫盖普。我的下巴坏了。”

　　他冲她们微笑，再递过去第二张字条，视情况而定。其中一张写道：

　　“厨房的壁炉火生得很好，左转就是。”

　　另一张写着：

　　“别难过。我母亲就快回来了。这里还有其他女子。你想见她们吗？”

　　在这段时期里，盖普重新穿起运动夹克，并非因为怀念在史第林或维也纳的旧时光，当然也不是因为在犬首湾必须穿着得体，这里只有萝贝塔一人在意自己的穿着，而是纯粹由于他需要口袋，他随身带着的字条太多了。

　　他试过在沙滩上跑步，但不得不放弃，他的下巴会震动，舌头会打到牙齿。但他在沙滩上步行好几英里，警车把一个年轻男子带来珍妮家的这天，他刚散完步回来，警察手挽手把这个男子扶上很大的前门廊。

　　“盖普先生吗？”一个警察问。

　　盖普散步也穿着一身跑步装，他没带字条，但他点点头，表示是的，他就是盖普先生。

　　“你认识这小子吗？”一个警察问。

　　“他当然认识了，”年轻男子说，“你们警察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你们不懂怎样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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