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55)_李翊云

五五

　　法比耶娜和我不是在一夜间分道扬镳的，但从那年夏天到秋天，我们一边继续一起消磨时光，一边都心知肚明，这么做没有用。我们之间变得安静——我们以前在一起时没有过的安静，泰然如两只停在篱笆上的斑鸠，谁也不发出声音，却都侧耳凝神，准备好回应对方的咕咕低语。我们决不讨论雅克，也很少提起英国或我们写过的书。

　　你可以爬上一棵树，如果你像法比耶娜一样身手敏捷，你可以毫发无损地跳下来。可当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的不是树梢；相反，我们处在一道深沟的边缘。如果我们选择一起手拉手跳下去，我们都活不下来，但我们也不会分开。可和众多排在我们前面和后面的人一样，我决定后退，头一回我领路：她除了跟随别无选择。因为后退，我们不可能继续相守在一起。

　　在世人眼里，我们是两个长大的女孩，日渐变得暮气沉沉，离结婚生子和人生其余的辛劳越来越近。

　　次年，我的姐姐，住在德塞夫勒省的罗斯玛丽告诉我，有家裁缝店要招学徒，我决定离开圣雷米。我问法比耶娜，她想不想在裁缝店附近找份工作，我料到她会说不。我的父母认为我终于长大，结束了一段他们从不赞成的友谊。可和其余世人一样，我的父母情愿只要一个最易令人心安的真相。

　　我搬去德塞夫勒省后不久，一个巡回马戏团途经圣雷米。我听说，在他们撤营时，法比耶娜不见了。村民们议论她加入了马戏团——一个对那姑娘而言绝对不错的选择，人们说。连我也让自己相信是那么回事：她很会和动物打交道，她也擅长飞得很高。

　　我在十七岁时认识了一位当学徒的鞋匠，有一阵子，我可以想象和他共度一生。一年后，我们订婚，继而，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一家晚报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曾短暂享誉文坛的少女作家，现今在当裁缝的阿涅丝·莫罗，和鞋厂的工人朱尔·加尼翁订婚了。写报道的记者开玩笑说，鞋匠是灰姑娘最理想的王子。

　　读到那条新闻时，我知道我不能嫁给朱尔。对幸福的幻想终究比对其他大多数事情的幻想更加脆弱。我取消了婚约，搬到巴黎。我先在一家裁缝店打工，几个月后在百货公司觅得一份当营业员的差使，卖女士睡衣。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厄尔，一位美国工程师，操着他结结巴巴的法语，请我帮忙给他家里的所有女眷挑选礼物：他的母亲、姨妈和两名妯娌。嫁给厄尔，搬去美国，做一个再也不是人们认识的、未能达到童话标准的阿涅丝·莫罗——上述这些事，我毅然决然、没有伤感地一一做到了。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只有一次需要面对我的过去——或我应该说，只有一次，我的过去找上我。来的是一位文学史家。那个男人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他于两年前和我联系，说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神童的书，他花了数月时间查到我的下落。我本来不会给他回信，可他提到安东尼娅·汤森太太，那个男的说，她的回忆录里有一章写了一个以前名叫阿涅丝·莫罗的学生。

　　我答应和这位文学史家见面，他带了满满一文件夹的资料前来：法语和英语的剪报，里面有许多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所见；从档案照片库里复印的我的放大相片，阿涅丝·莫罗，一个乡下姑娘，一位年少的作者，一个在接受培训、要进入上流社交界的女孩；法语版的那两本书上印着我的名字。只有第一本《快乐的小孩》被翻译成英语，这个男人指出那位译者的名字：自翻译了那本书后，她成为伦敦文坛的知名人物，他以为那一点会打动我，使我更愿意向他畅所欲言。还有汤森太太自费出版的回忆录。那本书，他向我解释，没什么历史或文学价值。大部分内容讲的是汤森太太的职业生涯，她创立了一所小而精的淑女学堂，并担任校长，不过在书的前面几章里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叙述，写她在一所她父亲开办的瑞士寄宿学校长大，她草率地嫁给一个英国人，那人被派往日本，到一所农学院任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游历亚洲。关于汤森先生，这位文学史家能道出的只有一条，汤森太太和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个月，随后与他离了婚。

　　汤森太太在这么多年后终于能够实现她的作家梦。有一刹那，我想问这个男人，那本书可不可以归我。在读完它以后，我会多了解她一点，超过我对德沃先生、米克和那些业内人士——编辑、记者、摄影师——所能发表的看法。曾几何时，他们一个个意外地走入我的人生，他们仿佛推开了错误的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冷清的舞台上。他们全都很快退了场。

　　但如果我向这位文学史家索要那本书，他会向我索取回报，所以我只粗略地读了读他给我标示出的那章，标题是“一个假冒的天才”。在那章里，汤森太太写了我在学校期间的情况。我被描绘成一个心智没有开化、形象野蛮的小孩，几乎不识字，动不动发脾气。虽然她会避免对我取得的成就下定论，但她认识的这个女孩，汤森太太写道，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让人明白为什么有传言说，不像弗朗索瓦丝·萨冈和米诺·德鲁埃，阿涅丝·莫罗仅是一场骗局。不然我们还能怎么解释她从文坛彻底消失的事？

　　我告诉这个男人，他收集到的有关我人生的资料似乎已比我自己掌握的更多。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为我的过往辩护或提出反驳。

　　＊＊＊

　　一年前，我的母亲写信告诉我，法比耶娜回到了圣雷米。她声称自己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此人最近过世，留了点钱给她。她讲的可能有几分是实情，我的母亲写道，如今有几个工于心计的男人在追求她。她无疑会再婚。

　　害她难产而亡的那孩子的父亲，说不定正是上述男人中的一个。

　　她为什么回圣雷米？这地方和世上的所有地方一样，从来不了解我们，也永远不会了解我们。当时我没想到写信给法比耶娜，现在我后悔没有写信给她。

　　很久以前，当写书的游戏和栽种快乐一样，只是一个念头时，法比耶娜说，我们应当一起写书，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感受。现在我明白，那是她唯一犯的错。我们写了许多事，但我们没有写自己。当其他人在读这两本书时，看不到一点关于我们的东西。

　　真正的故事非我们的能力可以讲述：我们的少女时期、我们的友谊、我们的爱——全都崇高不朽，全都无足轻重。世间没有像我们这样两个女孩的容身之所，可当时的我反应迟钝，未明白受到轻视、阻挠甚至致命伤害的法比耶娜在试图替她，也替我，愚弄那个世界。复仇的故事往往在开头给人更多希望，超过结尾能够提供的。

　　现在的她，躺在圣雷米的一座坟墓里，所有的痛都结束了。今晚我希望她出现，这样我可以告诉她，我又写了一本书，又是在她的帮助下写的。某处，我相信她在某处大笑。你还是那只呆头鹅，她说。你有远大的梦想，阿涅丝。

　　可她把我想错了，正如世人把我们想错了一样。就算是我养的鹅，如果它们有梦想，它们也知道决不能让世人看见那些梦想，一眼也不行；不用人教，它们也知道世人无权裁判它们。我活得像我的鹅。

　　我打断那种生活来写书：一个假冒的神童的故事，一个关于法比耶娜和阿涅丝的真实的故事，真实得如同那天我们在墓地，想要、却无法杀死彼此；想要、却无法拯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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