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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第十章 一八九九年五月

  他给保罗·布尔盖的信中说,罗马越变越摩登,他却越来越古董。他逃离了威尼斯,逃离了沉淀在威尼斯空气里的回忆和回音,刚开始还拒绝了所有罗马人的邀请和提供的住处。他住到了距离西班牙广场不远的旅馆里。在这个城市的最初几天,他发觉自己行走迟缓,仿佛酷暑的炎热已经来到五月。他没有一到就去爬西班牙阶梯,也没有去近在旅馆几条街之外的地方朝圣。他尽力不去召唤回忆,也不把将近三十年前的城市与现今的城市相比。他不允许安逸的怀旧情绪来感染这些日子里淡淡的甜蜜。他不想见到那个年轻的、姿态更富感染力的自己,不想为明白不再有新发现、新感受,只有旧日重现而伤怀。他让自己喜爱这些街道,仿佛它们是他曾经记得的一首诗,而他第一次看到这些颜色、石块,端详这些面孔的岁月,便似现在的他身上价值不菲的那部分。他的目光不再有曾经的惊愕、喜悦,但也没有疲倦。

  坐在大遮阳篷底下的露天咖啡吧,看着从阴影中渐渐移出的石膏雕塑,他就心满意足了。赭石的色彩突然灵动起来,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想到简单如此的东西就能消去久久盘桓在他心里的威尼斯的阴影。他想,在这里不难变老,无一色简单,无一物新颖,即便是日光变暗和逗留的样子,也是历史悠久了。

  在威尼斯,他一直避开圣母堂和安康圣母教堂之间的街道,尽量走大运河的另一侧,免得自己出现在康斯坦斯坠地身亡的那条街上。在逃离这个城市之前的某个晚上,他自信地走回芭芭洛宫,以为自己快到里亚尔托桥了,却没料到自己身处险境。他事后想到,他应该直接转身退回去,找到去那座桥的正路。然而,每转一次弯,他不是走进死胡同,就是从巷子走到河边,更不祥的是,朝右拐弯,就会接近那条可怕的大街了,他希望自己再也不要站到那里。

  他觉得在寂寂的黑夜里,他被引领着前进,仿佛有人在指引着他,而他心存歉疚,无力跟上去。他喜欢这个早早打烊后变得沉寂空旷的威尼斯,他常常喜爱独自散步,但凭着运气、直觉、技术和知识来走路,一不小心就走错了路。但此刻他知道自己不仅迷路,还已经走到了离她身亡之处不远的地方。他呆立住了。前面那条路他已经走过,是死路,看似通往水边,但实际不是。右边是条又长又窄的路。他只能走回头路,这时他有种冲动要跟她大声说话,觉得她的灵魂——如此不安、独立而又勇敢的灵魂——会居住在这些街道上,与时共存。他想,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如今她遗下的任何部分也同样地飘摇不定。

  “康斯坦斯,”他喃喃地说,“我已经尽我可能,尽我胆量走到了最近的地方。”

  他想到淡水湖里起伏的海浪,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辽阔的水面和苍茫的夜色。他想象着风在虚空中呼啸,海水发出嘈杂之音,那里没有灯火,没有爱,他看到她在那里,盘旋着,与水天融为一体。他知道该回去了,慢慢地从来路上回去,一步步小心走着,集中精神不犯错误,最后他来到一个他能认出的地方,是他客居的宅邸,里面有他的书籍、手稿和温暖的床。那一晚,他知道应该尽快离开威尼斯,到南方去,再也不来了。

  罗马的天气十分宜人,他每天出去散步时,空气里闪动着美丽的光彩,他大胆地从意大利大道一直走到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和博尔盖泽公园,那里的新草已经及膝了。每样事物都光彩温暖。越来越多的旅客走到他的路上,越来越多的邀请不断到达他的旅馆,城市朝他露出笑颜,他也没有回之以皱眉。他想,他第一次游访罗马,还是二十多岁,行事随心所欲,结交朋友,到处游玩,在不太冷的仲冬时节,从波波洛城门出发沿着老邮路在平原上骑车,一直骑到佛罗伦萨。乡村铺展成一块块斜坡,间杂着紫色、蓝色和盛放鲜花的棕色。渐渐地他与永恒的城市一般无二:他被历史碰撞出凹痕,他有种种责任和层层记忆,他被观察着、检视着,被加以很多要求。现在他要在公众场合露面了。正如老城的街道更干净,光线也更好,他也会换上勇敢的面孔,遮住老伤口,抹去旧伤痕,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努力不让看着他的人失望,也不过多泄露自己秘密的过去。

  沃尔多·斯托利夫妇①和莫德·豪·埃利奥特夫妇②,都以为他初到罗马是住在对方的家中,现在他们软磨硬缠地诱惑他住进他们自己的罗马牢笼。沃尔多·斯托利住在巴贝里尼的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家,他们盼望亨利能给这个老雕塑家写个传记,此人天赋平平,但做事极其认真。莫德·豪·埃利奥特和她的艺术家丈夫只希望他能成为阿考蓝波尼堡的常客,来访无须通报,和他们的客人处在一起,像他们一样欣赏屋顶阳台的风景。

  ﹛① 沃尔多·斯托利(1855-1915),意大利雕塑家、文学评论家、诗人、编辑,其夫人名为艾达·莫德·布劳德伍德,出身书香门第。﹜
  ﹛② 莫德·豪·埃利奥特(1854-1948),美国女作家,曾与姐姐为母亲合写传记,并因此获普利策文学奖。她的丈夫约翰·埃利奥特(1858-1925)是艺术家,擅长插画和壁画。﹜

  但这两家人住到罗马都不是为了便于隐居,因为他们都不擅长想象自己不常拥有的快乐,于是他的独处需要在他们看来几乎是罪大恶极、不能批准的借口。四五天后,他屈服了,答应轮流接受他们的邀请。他在英国曾饶有兴趣地看到继承人在父亲死后掌管了大宅子,好像屋子的舒适和屋子里的东西都是为他而设似的。现在他看着新一代人把这个城市挪为己用,年轻的沃尔多·斯托利和他父亲一样把时间花在凿子和锤子上,只是更不为大众生产了,一心一意毁掉更多的汉白玉。还有莫德·豪·埃利奥特,即朱莉娅·沃德·豪的女儿,也步了姨妈卢瑟·特里夫人的后尘,二十年前,特里夫人在奥黛斯卡尔堡也这样宴请过艺术家和新英格兰人。

  他们既非罗马人,亦非美国人,但他们的仪态无可指摘,举止风度翩翩。他们招集老友,活络而友好地款待来客,并把他们区别对待。他们也收集了不少古董,很有品位地摆在宅邸里。莫德的丈夫约翰·埃利奥特是个画家,和他的同胞一样,虽然才高八斗,却没有真正的抱负和热情。他和沃尔多·斯托利,以及他们的朋友在工作室里都不拘一格,但一有仆人在场,他们就知道该怎样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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