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175)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七五

　　电梯门开了。克劳迪娅穿着一袭卷边长裙出来了，玫瑰色的胸前戴的是珍珠，小面具上镶的是颗颗钻石。我不能再扮演小伙计的角色了。走到她身边。

　　我们进去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我找到一个小礼品戴在脸上，一种长着滑稽鼻子的面具。我们跳起舞来。当克劳迪娅转起圈时，其他跳舞的人都闪开来看她；而舞跳得极差的我只想混在人群中，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躲迷藏的游戏。克劳迪娅说我一点都不高兴，根本不会玩。

　　一曲舞尽，我们从站在那边的一群先生面前走过，来到我们桌前。“啊呀！”我和工程师科尔达照了个面。他身着燕尾服，头上戴着舞厅送的橘黄色的小帽。我不得不停下来向他打招呼。“还真是您啊，博士，我感觉像您，可又感觉不像！”他说，但是眼看着克劳迪娅，我明白他想说他从来没料想到碰上我和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我还是原来的我，还穿着上班时的服装。

　　我只得介绍双方；科尔达吻了下克劳迪娅的手，向她介绍了那些和他一起的老先生，克劳迪娅仍是那般心不在焉、高高在上的样子，根本无意听那些名字（而我却在对自己说：“天啊！想想这都是谁啊！”他们可都是工业界的大人物）。然后科尔达介绍我：“这位博士是我们杂志的编辑，你们知道的，就是我当主席的《净化》杂志，是的……”我知道他们在克劳迪娅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尽说蠢话。我于是也就不感到那么难为情了。

　　我明白下面要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科尔达迫不及待地想邀请克劳迪娅跳舞。我说：“那么，就这样吧，是啊，我们等一会再见……”我以幅度很大的动作告别，又把克劳迪娅带回舞池，她说：“你说说啊，这支舞曲你又不会跳，你没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吗？”

　　我只是觉得①，我以某种他们也弄不很懂的方式，用我在克劳迪娅身边的出现，搅坏了他们的晚会，这是我可以获得的唯一满足感。“恰—恰—恰……”我哼着曲子，假装踩着那个我一点都跳不上的舞步，用手轻轻地扶着克劳迪娅，以便她能自己跳自己的。

　　﹛①“觉得”和上一句中的“听”，在意大利语中为一个词。﹜

　　那是个狂欢节；我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大玩一场呢？小喇叭在嗥叫，它们上面斜挂着的流苏晃得乱七八糟，成把的彩色纸屑，像墙皮脱落下来的碎屑，撒满了燕尾服的双肩和女人的赤裸部位，钻入了decollet①和燕尾服的领子里，从吊灯到地板间拉着的彩带，就像是剥了皮的纤维束，或者像一幢楼宇倒塌后墙垣之间还挂着的各种线头，地板上堆着柔软的线团，被舞者的舞步踢来踢去。

　　﹛①法语：袒胸衣。﹜

　　“你们能忍受这样丑陋的世界，是因为你们知道将来会摧毁掉它的，”我对奥马尔·巴萨卢奇说。我这么说多少有点挑衅他，否则就没什么意思了。

　　“等一会，”奥马尔说，把正送向唇边的咖啡杯放了下来，“我们并没这样说：越糟糕越好啊。我们正是要改善……既不是改良主义也不是极端主义：我们……”

　　我顺着我的思路，他按着他的。自从那次和克劳迪娅在公园见面后，我一直在寻找世界的一个新形象，这个新形象能给我们的这种灰色一个意义，能给一切已经逝去的美丽赋予一种价值，能拯救它……“世界的一张新面孔。”

　　工人奥马尔拉开黑皮包的拉链，抽出一本插图杂志。“您看见了吗？”上面有很多照片。一群亚洲人，戴着小皮帽，踏着靴子，快乐地去河边钓鱼。在另一张照片中，同样仍是那个民族的人，在上学：老师指着床单上写着的一种不认识的文字。另一张是过节的，人们的头上都戴着龙头，在那些龙头中间，驶来一台拖拉机，拖拉机上竖着一张肖像。最后一张照片是两个人，还是戴着小皮帽，正在操作机床。

　　“您看见了吗？就是这个，”他说，“世界的另一张面孔。”

　　我看着巴萨卢奇。“你们没有小皮帽，你们不钓鲟鱼，你们也不耍龙。”

　　“所以？”

　　“所以啊，你们不会有一点跟他们相像的地方，除了这个，”我指了指机床，“这个你们已经有了。”

　　“嗳，不对，会像那里一样的，因为认识会改变的，我们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我们的内在是新的，然后才是外表……”巴萨卢奇说着，继续翻着杂志。在另一页上，有一些高炉的照片，还有一些把眼镜戴在额头上、满脸自豪感的工人照片。“哎呀，到那时也是会有问题的，不要指望一天两天就……”他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会很艰难的：生产……但那将是长足的一步……像现在这些问题，比如说吧，是不会再有了……”他又开始讲述那些他一直谈论的东西，讲那些让他成天操心不已的问题。

　　我意识到，对他来说，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来，都没我们想像得那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这个方式是不应该改变的。

　　“麻烦事总会有的，当然……那又不是天堂……就像我们也不是圣人……”

　　如果圣人知道天堂不存在的话，他们也会改变生活吗？

　　“他们上星期把我解雇了，”奥马尔·巴萨卢奇说。

　　“那现在呢？”

　　“我在工会干活。也许今年秋天会有个干部的位子空出来。”

　　他正在往Wafd走去，那里早晨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您和我来吗？”

　　“唉！就是在那里，我最不能叫人看见啊，您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能叫人看见啊。会连累其他同伴的。我们只待在那里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

　　我跟他去了。透过一家小咖啡店的玻璃，我们看到了值班工人从栅栏门里出来，或握着自行车把手，或拥向电车，脸上已经神色困倦。有些人显然已经得到通知，来到咖啡店，立刻联络上奥马尔；于是他们就聚成一小拨人，拢在一旁说起话来。

　　我对他们的问题一点都不明白，就研究起那些从栅栏门里拥出的当然是除了家庭和星期天外什么都不关心的无数脸庞，和这边这些逗留在奥马尔身边的，也就是说和这些固执的、强硬的人脸庞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找出任何区别：同样年迈或是早熟的脸，过着同样的生活；不同之处在内心。

　　然后我又琢磨起这边这些人的脸庞和话语，看看自己能不能分辨出谁是心底里有“那一天会到来”想法的人，我还琢磨了那边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奥马尔来说一样，不管那一天能不能到来，都不会改变什么。我发现他们之间根本无法区分，也许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第二种人，甚至包括那少部分人，只是因为他们性急难耐又夸夸其谈，才被当作第一种人罢了。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还该看些什么了，于是看起了天。这是早春的一天，在郊区房屋的上方，天空光亮，蔚蓝，清澈，但如果仔细点看的话，还是能看到一片类似阴影的东西，一块斑迹，就好像泛黄的老照片上常见的那种洇痕，也好像透过光谱镜看到的那种标记。就连这美丽的季节也不能把天空洗净。

　　奥马尔·巴萨卢奇戴上一副宽镜架的黑眼镜，仍然在那伙人中讲着什么，缜密，专业，傲慢，还带有点鼻音。

　　我在《净化》上转载了一则从国外报纸上摘编下来的有关原子辐射造成空气污染的消息。消息篇幅很小，科尔达工程师对清样并未留意，但是当他在出版后的杂志上读到时，便派人把我叫了过去。

　　“老天啊，真是什么事都要盯牢呀，要长上一百双眼睛看着才行！”他说。“您是怎么想起来在那里登这则消息的？我们机构管的可不是这些事情。我们的事情还少吗！然后，您什么也别说！这么棘手的问题！现在人家会说我们搞起煽动来了！”

　　我回了几句辩白的话：“您知道，只是涉及到污染问题，很抱歉，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告辞了，科尔达又把我叫回去。“但是，您听我说，博士，您信这个放射的危险吗？好吧，反正我是说，您真信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我了解一个科学研讨会上的一些数据资料，就把这些数据报给他听。科尔达听我说着，不快地赞成着。

　　“谁知道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糟糕的时代里啊，亲爱的博士！”他突然说道，又变回到那个我十分了解的科尔达了。“这是我们必须冒的险，亲爱的您，别总往后看，因为这个赌注太大了，亲爱的您，这个赌注实在太大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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