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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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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向歌德提起的永恒的诉讼中,罗曼·罗兰是控告一方的证人。他因为有两个优点而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女人的崇拜者(“她是一个女人,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爱她。”他谈到贝蒂娜时说);他有跟随人类进步一同前进的热烈愿望(对他说来这意味着:跟随共产主义俄国和革命一同前进)。奇怪的是这个女性的崇拜者也同样崇拜贝多芬,就因为贝多芬拒绝向女人行礼致敬。这就是事件的实质。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特普利采这个矿泉城里可能发生的事:贝多芬帽子牢牢扣在头上,两手抄在背后,面对着皇后和她的廷臣们走过去,这些廷臣中当然不光是男人,还有一些女人,不向她们行礼致敬简直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无礼行为。这是难以想象的:贝多芬虽然古怪,粗暴,但从来不曾像没有教养的人那样对待过妇女!这整个轶事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如果它能够被人接受并且被人天真地加以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甚至一位小说家,这是个耻辱!)完全失去了对真实的感觉。 有人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说,研究一则轶事的真实性是多余的事,这则轶事显然不是证据,而是寓意。好吧,就让我们把寓意当作寓意看,让我们忘掉它诞生的环境(这环境将永远是模糊不清的),让我们忘掉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希望它具有的带偏见的含义,让我们试图抓住它的意义,可以说是客观的意义。 贝多芬的低低地罩在脑门上的帽子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贝多芬蔑视贵族,因为贵族是反动的、不公正的,而握在歌德谦卑的手里的帽子是在哀求世界照现状继续下去?是的,这通常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它很难自圆其说:贝多芬像歌德一样,不得不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音乐,对他那个时代进行妥协;因此他把他那些奏鸣曲时而献给这一位王侯,时而献给那一位王侯,为了庆贺那些聚集在维也纳的打败拿破仑的战胜者,他毫不犹豫地谱写了一曲大合唱,在这曲大合唱中合唱队唱道:“让世界重新恢复原状!”他甚至为俄国皇后谱写了一首波洛涅兹舞曲[64],倒好像他希望能象征性地把不幸的波兰(正是这个波兰,三十年后贝蒂娜曾经为了它去如此勇敢地战斗)呈放在它的侵占者的脚下。 因此,在我们的寓意画上,如果说贝多芬路遇一群贵族而没有脱帽,这也不能意味着贵族是值得蔑视的反动分子,而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革命者;这仅仅意味着创造(雕像、诗歌、交响乐)的人比管理(仆人、官吏或者人民)的人更值得尊敬,意味着创造所代表的东西比权力所代表的多,意味着艺术代表的东西比政治所代表的多,意味着著作是不朽的,而战争和王侯的舞会却不是。 (况且,歌德一定意见相同,除了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不愉快的真相在世界的主人活着时告诉他们。他相信在来世他们首先会向他脱帽致敬,确信这一点对他而言已经足够。) 寓意是清楚的,然而它总是被曲解了,那些在寓意画前的人急急忙忙向贝多芬鼓掌,一点也不懂得他的骄傲。这经常是一些被政治弄得头脑糊涂的人,也就是那些喜欢列宁、卡斯特罗、甘地或密特朗胜过喜欢毕加索或者费里尼的人。罗曼·罗兰如果在特普利采的林荫道上看见斯大林朝他走过来,他本人也肯定会脱掉帽子,而且腰弯得比歌德还要低。 §15 罗曼·罗兰对女性的敬重在我看来有点儿奇怪。他赞赏贝蒂娜,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她是一个女人,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爱她”),他在克莉斯蒂安娜身上找不到一点可赞赏之处,可是克莉斯蒂安娜毫无疑问也是个女人!他谈到贝蒂娜时说,她有一颗“温柔而疯狂的心”,她是“疯狂而明智的”,“发疯般的活跃而又爱说爱笑”,还有好多次使用过“疯狂”这个字眼儿。然而我们知道,对“感情的人”来说,“fou”“folle”“folie”[65]这些词(在法语里它们有一种比在别的语言里还要诗意的回响!)意味着摆脱一切指责的感情的狂热(“热情的积极性的发狂。”正如艾吕雅所说),因此这几个词是以一种感动的赞赏心情说出来的。谈到克里斯蒂安娜时,却恰恰相反,这位妇女和无产阶级的崇拜者,没有一次不违背对妇女殷勤有礼的规则,把“嫉妒的”“脸发红的和身材粗大的”“肥的”“讨厌的”“好奇心重的”这样一些形容词加在她的名字前面,而且连篇累牍地都是“肥胖的”。 奇怪的是,克莉斯蒂安娜从前是一个女工,歌德先公开和她生活在一起,后来又娶她为妻,足可证明他有多大的勇气,而想到这些,这位妇女和无产阶级的朋友,平等和博爱的使者却没有表示出一点激动之情。可以肯定歌德不仅受到魏玛沙龙里闲言碎语的攻击,而且还遭到他的知识界的朋友——小看她的赫尔德和席勒——的反对。贵族的魏玛为贝蒂娜的那句把歌德夫人形容成大红肠的话鼓掌喝彩,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我看见妇女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鼓掌喝彩却不能不感到吃惊。他怎么能感到自己跟那个在一个普通女人面前狡猾地炫耀自己学问的贵族女人如此接近呢?克莉斯蒂安娜喝酒、跳舞、不顾自己的身体线条愉快地发胖,怎么从来没有权利享用“疯狂的”这个神圣的形容词,在无产阶级的朋友眼里,只是一个“讨厌的”女人呢? 无产阶级的朋友怎么会没有想到,把打碎眼镜的那件事转变成为这样的一幅寓意画:一个平民女人对傲慢的女知识分子进行公正的惩罚,而歌德保护他的妻子,挺着脑袋(而且不戴帽子!),向贵族和他所憎恨的偏见的军队猛冲过去? 当然这样的一个寓意和前面的一个寓意会是同样的愚蠢。然而问题存在着:为什么无产阶级和妇女的朋友喜欢这一寓意的蠢话,而不喜欢另一寓意的蠢话呢?为什么他喜欢贝蒂娜而不喜欢克莉斯蒂安娜呢? 这个问题引向事情的核心。 下一章将提供解答: §16 歌德劝贝蒂娜(在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里)“跳出自我”。今天我们会说,他是指责她的自我中心。但是他有这个权利吗?是谁曾经为提洛尔[66]的那些爱国者辩护?是谁保护了裴多菲死后的名声,和死刑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生命?是她还是他?是谁总是想着别人?两人中的哪一个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贝蒂娜。没有丝毫怀疑。但是歌德的话并不因此就无效。因为贝蒂娜从来没有跳出她那个“我”。不论她到什么地方,她那个“我”总是像面旗帜似的在她身后飘扬。促使她为提洛尔的山民辩护的,并不是山民,而是对提洛尔山民的斗争热烈支持的贝蒂娜的“具有吸引力的形象”。促使她爱歌德的,不是歌德,而是爱上年老诗人的孩子气的贝蒂娜的“迷人形象”。 让我回忆一下她的手势,我把它叫作希望不朽的手势:她首先把手指放在位于两只乳房中间的一点上,好像在指出被命名为“我”的那个中心,接着她把双手投向前,好像在把这个我投得很远很远,越过了地平线,投向无限。希望不朽的手势只有两个方位标:一个是我,在这儿,另一个是地平线,在那儿,在远处。这个手势也仅仅有两个概念:我的绝对和世界的绝对。这个手势因此和爱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另外的人,他人,处在这两极(世界和我)之间的任何人,事先已经排除在局外,被忘却,没有被看见。 二十岁上加入共产党,或者拿起枪到山区去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被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所迷惑:正是他自己的这个革命者形象使他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使他变成了他自己。在他的斗争刚开始时,有一种对他的我的极端而无法满足的爱,在把他的这个我送往(正像我描写过的,在希望不朽的手势中)汇聚着成千上万道目光注视下的历史的伟大舞台前,他希望给他这个我一个清晰的轮廓。从梅诗金和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大量的目光注视下,灵魂不断地长大、膨胀、体积增大,最后像被灯彩照得十分明亮的气球那样飞到蓝天上去。 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缺少这碳氢燃料,欧洲会一直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望着飘浮在天上的白云。 克莉斯蒂安娜没有生“灵魂恶性膨胀”这种毛病,她丝毫不向往在历史大舞台上展现自己。我猜想她更喜欢躺在草地上,看飘浮在天上的白云。(我甚至还猜想她在这种时刻是幸福的;对灵魂恶性膨胀的、被他的我的火焰烧毁的人来说,这是个讨厌的想法。)罗曼·罗兰,进步和眼泪的朋友,因此当他必须在克莉斯蒂安娜和贝蒂娜之间做出选择时,他连一瞬间的犹豫也不曾有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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