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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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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具有辩证思维能力的人都有很多想法。问题只在于我说出了哪个想法。人当然是生来有罪的。但人本无辜这种想法也会冒出来。我无法通过一再提到年轻诗人D来摆脱这种矛盾,他是无辜的。这件事归结起来永远是:一方面D是无辜的,另一方面逮捕是随机发生的。这个人是无辜的,我亲眼看到他是无辜的,我试图帮着去证明这件事,可后来他被捕了,这意味着逮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的事。但逮捕又从来不是随机发生的,由此可以证明此人并不无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承认您是对的,即便您说得并不对。 在北纬45.61404度、东经70.751954度这片草地上,一年只有三个月没有霜冻。再过几周,野草就会褪去它现在呈现的绿色,变成棕色,当风把一根草茎吹向另一根时,它会发出微弱的沙沙声。初雪落下前,微小的冰晶覆盖在叶片上,草原表面的小石头也无一例外被白霜覆盖,冻结在一起。一旦霜冻开始,风再也无法将它们吹散。 被捕前的那个周末,她丈夫去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后他对会上讨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是他的风格。天快亮时他才到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咧嘴笑着驱散她的忧惧,也没有把头发甩到后面。他像这样缄默不语,她之前只见过一次,那是两年前,他得知自己加入苏共的申请已获批准,而她的却没有。 现在丈夫已经被带走了,她知道,她在这里写下她的生平,不仅是在赌自己的命,还有他的命,不仅是在赌自己的死,还有他的死。或者她是在与死亡对抗?还是说所有这些赞成与反对都没有任何区别?她知道,她写下或没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在赌朋友们的命,就像反过来,如果朋友们被要求交代一些事情,他们也不得不去赌她的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G,直到最后都拒绝放弃与托派分子A的友谊。 据我了解的情况,H同志和他的妻子H同志一起在莫斯科生活大约三年了。他很早就认识她,但三年前才结的婚。关于妻子的早年生活,H同志是向其他同志询问得知的,还是她亲口告诉他的? 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妻子H同志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奥地利共产党党员。 她出发去莫斯科之前,在布拉格与托派分子A有联系。 对此我无法作出回应,当时我还在柏林。 我们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交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A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才发展为托派分子的。我可以保证,女同志H并不认同他,她尤其坚决反对他对苏联的评价。 在我看来,她与A的关系比单纯的友谊要更亲密。无论如何,根据 Sch同志的报告,他们两人当晚告别时拥抱了。 我无法对此作出回应。 回答这个问题:在她身上可以察觉到半托派、托派或者其他反对派的倾向吗? 没有,当时没有。 当时没有是什么意思?实话说吧,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份证词的坦诚。这背后隐瞒了什么?为什么H同志在这件事上没有提到他的妻子H同志?为什么被追问之后才肯交代? 就党内来说,她跟任何一个反动派都不可能沾边。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明白,在目前的紧张形势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我们必须一波又一波地把那些一直折磨我们在德国的同志并且在我们中间安插间谍的无赖彻底消灭。要是像A这样的恶棍和反革命分子哪一天用枪指着斯大林同志,那该怎么办?同志们,这涉及一个问题:要和平,还是战争? 有几个夏天,朋友O和他们一起住在乡间别墅,通常会一直待到九月,O对她来说就像是母亲的角色。假如O被审讯,她会保持沉默,还是承认他们都对被捕的年轻诗人D所犯的罪行表示过怀疑?作家Ⅴ最近因参与托派活动被枪决,他的妻子现在靠做裁缝过活,有一次来过她家里试衣服,这位妻子会不会趁她去厕所的时候,翻看了她的文件?还有R,她和丈夫刚到莫斯科时曾与他进行了多次关于文学的精彩谈话,这个人为什么恰巧在丈夫被捕一周前被派往伏尔加德意志人共和国①?七月份她为《德国中央报》写过一篇书评,批评小胡子K的一本书,文章最后一句话被人删除了,这样一来就完全颠倒了她对这本书的态度。到底是谁删除的?这是她的幸运还是不幸?刚来的那几年常常聚在一起打牌的朋友,她好久没有见到了,文学工作组也在两年前解散。就连德国党员同志的集会也不再举行。她的朋友C,过去常常在她面前哭诉无法生育,但上次经过红罂粟咖啡馆外,看到她——被捕的H的妻子——坐在窗前,甚至没有打招呼。 ﹛① 全称“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前苏联境内曾经存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24一1941),首府是恩格斯城。﹜ 她自己呢? 丈夫被捕前写的最后一出戏在排练时,八名演员中有五名在几天之内被捕,之后排练取消,什么时候恢复要等通知。昨天在咖啡馆,其中一位演员的妻子Fr走到她面前,牵着她九岁的儿子萨沙的手,恳求她让她和儿子留宿一晚,就一晚。我不能,她这样回答女人。女人没有再说什么,拉着孩子的手转身走了出去。我不能。就在几周前,她的丈夫还在排练间隙为萨沙折纸飞机。自从她读到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句:十八岁的年纪还不够,时间仿佛已过去了不可想象之久。 在与法西斯的专制和对人性的蔑视进行斗争时,他们所有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与堪称死亡本身的法西斯主义缠斗,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作为对立面,年轻美丽的苏联就是“生命”本身——正如她一直以来所相信的那样——那么在这里,就不能再用死亡作为货币了。反抗专制的人们,哪怕只有一个在这里因为专制被夺去了性命,那么他的死在最深的意义上就是徒劳无益的,这里剩下的任何东西再也配不上生命这个名字,不管它从外表看起来有多逼真。 但如果在未来之国中,死亡仍然被当作货币去偿还你毫不知情的债务——换句话说,如果在这里,以贸易、商业和欺骗为名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都无法消除;如果在这里,人性依然被同样的两面性所诅咒,无法逾越,就像在旧世界进行的那些交易一样——那么这场交易早已与她无关,她所有的同志们,包括她和她的丈夫,早已被出卖和背叛,如今只是在为那个他们不认识的卖家抬高身价,一个由他们自己组成的价格,不是一倍、两倍或是三倍,而是十倍、百倍乃至千倍。 真的走到这个境地了吗: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抓走她丈夫的保密局官员(甚至可能牵连到高层)不过是叛徒,是披着政治警惕性外衣的人民公敌,是希特勒的人?因为不仅是她丈夫,她听说过的所有被捕的同志都是她多年来熟悉的。她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只有希特勒在此地被当作主要的对手,反法西斯主义者对更美好世界的憧憬才有可能在他们经受的折磨和死亡之中幸存下来。或者,也许是那个人伪装成了希特勒,而希特勒又伪装成了他,双重面具,双重面纱,真正的两面派——他本人成了自己的特工,因为他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感到恐惧,因为害怕在那里便会永远失去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憧憬,害怕一切停滞,为此他正试图扼杀共产主义运动,让它重新变回一种希望?又或者,也许他们所有人正在做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在这场噩梦中,好父亲正拿着匕首潜入他的孩子们的卧室。 我们的土地,繁花似锦, 听啊,亲爱的,听啊, 赐予我们的是永恒的时间。 听啊,亲爱的,听啊。 孩子,你的家园有人好好守护, 睡吧,我的天使,好好睡吧。 红军战时在外把守。 睡吧,亲爱的,好好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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