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尽头(73)_燕妮·埃彭贝克

七三

　　G早已埋葬在勃兰登堡的沙地里，他的眼睛永远闭上了，纳粹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并处决。如果他还活着，他的叛国罪在莫斯科这里无疑也会成立，因为他与后来的托派分子A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这份友谊在当时还不是犯罪，只是有些难以理解：也许是一个错误，一种顽固不化，一种短视的固执，但也许还是——谁知道呢——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G经过精心战略考量的结果。既然希特勒已入穷巷，派系的形成被证实为全面崩溃的一部分，这份友谊也一定会演变成不可饶恕的罪责。但法西斯于1934年在勃兰登堡监狱以叛国罪处决了G，由此，他的名声将留在同志们的记忆中。死亡是不朽的开始。与此同时，名人堂的大门已被封死，彼岸只不过是战线之间一望无际的沙带，一片无人区，过去几个月失踪的所有人都在这里，如今其中还包括她的丈夫，无论是死是活，都将被迫用受伤的双脚继续走下去，永远走下去。

　　她第一次参加维也纳马加雷滕区支部会议时也认识了后来所谓的托派A，1926年他被开除党籍后还遇到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布拉格，就在她动身前往莫斯科不久前。这位胖胖的同志参加奥地利侨民会议时迟到了，坐在了仅剩的一把空椅子上，就在她旁边，然后他整个晚上都沉默地抽烟，只有一次悄声问她，他们共同的朋友G怎么样了。不久前被派往了柏林，她回答说，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明白了，这位所谓的托派说。他的香烟烟雾在他头顶盘旋，浓重而静滞，有那么一瞬间，这气味让她想起了那个已经潜入地下的诗人J。大家在门口道别的时候，她突然拥抱了A，此外没有哪位同志哪怕和他握握手，但在她看来，他会回应这个拥抱更多是出于疲惫而不是友谊。

　　1934年11月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在布拉格参加了托派分子A也出席的奥地利舒茨同盟①支持者的聚会，却没有向党组织汇报。我因此受到党领导层的严厉批评，但在我就缺乏警惕性而向Sch同志和K同志进行诚恳的自我检讨后，批评从我的档案中删除了。

　　﹛① 1923至1924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的准军事组织。﹜

　　指明一个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夺走多年后它可能摧毁你的那股力量，是不是更好？这个错误用以攻击你的力量是否从根本上反映了你犯错时所怀揣的信念——换句话说，你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又是如何造成了自己的失败？

　　她到底要不要提及她的自我批评被组织接受了？也就是那份已被删除的批评？还是删除了就算了？肯定有什么文件提到过这件事，比如其他人的报告，某人的履历或者检讨。她是否应该干脆不提那些已经被删除了的事，正因为它们已被删除？但这可能会被解读为恶意隐瞒。她应该把这件事当作已被删掉的东西放到亮光下，但这样它就并没有被删除，不是吗？这是个有关诚实的问题，这种诚实让每个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但这另一个人会是谁？我们能够暴露的最深一层又是什么？坦白交代是否意味着连骨头上的肉都要刮掉？

　　然后呢，骨头又是什么？

　　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在晚间聚会上研究货币的运转，它的奔流骚动，它在人身上获得的专断权力。

　　通货膨胀如今比大肠杆菌更能摧毁一个人，G说。

　　十五年后的现在，某种东西奔流骚动着，获得了掌控人类的权力，这是她的朋友、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都无法命名的东西。文字本身就是真实，真实得就像一袋面粉、一双鞋或一群被激起反抗的人，这样的时代，难道这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由词语组成的现实？哪双眼睛会将她此刻书写的字母拼成词语，将词语连成意义？哪句话将被称作她的过错，或是她的清白？每个词都至关重要吗？骨头是什么？

　　自从丈夫被捕后，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在这里是个异乡人，尽管她和丈夫1935年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可他们当初来到这里的确像是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未来。我们的地铁，她和丈夫第一次看到新开通的地铁站时说，我们的第一食品商店，当他们第一次去这个巨大的食品店购物时说，那里有三十六种奶酪，那些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几乎被遗忘了名字的食物，这里应有尽有，女售货员戴着白色的小帽，她们不用手去碰奶酪、肉、香肠、面包或蔬菜，而只用叉子，还要戴上橡胶手套。严禁触摸商品。当然，在一些老式的小商店里，面粉会放在店家自己用报纸折成的小袋子里出售，那个不讲究卫生的年代的习俗或多或少仍然存在，但在现代社会的光芒中它们毫无疑问会很快消失。

　　有一次，她甚至给母亲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奶酪、鹅油、鱼子酱、香肠和糖果。母亲该看看，她这个不成器的女儿选择了一条对的路。在苏联蓬勃发展的东西，也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蓬勃发展。母亲在信中感谢她，询问她的近况。她能够很自豪地在回信中写道：很好。当一位母亲问“过得怎么样”，女儿无论何时都不该给出其他回答。无论发生什么，很好将永远是她唯一的回答。当母亲问起，H是否也很好，她的丈夫很好，她写道，因为对于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一个人被捕抑或只是在很远的地方都没什么区别。当母亲问起她的住所和工作时，她还是写道，很好。这个很好背后的现实已经逐渐改变，但这对母亲没有任何影响。可惜的只是那位永远站在她这边的父亲，再也无法分享她的幸福时刻。

　　她有一位德国朋友的护照过期了，居留证无法延期。但他被特许去德国大使馆更新护照。特许他站在将他列入名单的法西斯分子面前，特许他自投罗网。不到两个月后，他死在魏玛郊外的一个集中营。他通过了考验。另一位同志去了德国大使馆，拿着新护照走了出来。他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并当作德国间谍枪杀。他没有通过考验。两个人都死了。

　　希特勒掌权后，我来到布拉格。不得不说，当时我极度沮丧。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德国的土地。背井离乡太难了。我知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再回德国。我甚至考虑过乔装改名。那当然是个疯狂的想法。经过数夜的讨论，F同志说服我去莫斯科。但我觉得在这里写作很难。事实上，我们被德国拒之门外，也还没有在苏联扎根。

　　德奥合并后，她的护照也成了德国护照。三周前她的护照也到期了。办事窗口的苏联官员检查了她的文件三次，那扇小窗也在她面前关上三次。

　　没有有效的护照，她的居留许可就无法延期，拿不到居住证①，她就不能继续住在她的公寓里。门房让她在晚上没人看到的时候再进公寓，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之后房子就会分配给其他人。到时候她应该去哪儿？

　　﹛① Propiska，1930年代开始在前苏联使用的居住许可证件。Propiska制度禁止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居住超过数周。﹜

　　写履历时，她留意着电梯的声音。电梯在凌晨四五点停在她楼层的那一天，一切就将结束。白天，她坐在红罂粟咖啡馆，把她喜欢的俄语诗歌翻译成德语。没有居住证，就拿不到工作许可证。丈夫留下的钱，就算省吃俭用，最多只够接下来两周的开销。然后呢？

　　晚上她没睡觉，继续写她用来申请苏联国籍的个人履历。如果这场考验根本没有正确答案怎么办？

　　会不会到最后只有一件事能确定：每一个在这里或者德国那边死去的同志，最终都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而每一个在这里或者德国那边幸存下来的人，都用背叛换来了自己的性命？

　　有时她会把父亲的眼镜从他鼻子上取下来擦干净。有时她和她的朋友会并排站着，比较她们的腿。有一回她躺在朋友的未婚夫身边哭了一整夜。她曾为G同志一口气切开了一整叠纸。在她第一次吻丈夫之前，她挽住他的头发将他拉向自己。她一直都是同一个人吗？在她一生中是否也有两个时刻能让她与自己比较？不是说全体是真理吗？一切皆背叛？这份履历的读者对她来说是个没有面孔的人，那她应该给对方看自己的哪副面孔？一面看不见的镜子会照出哪张看不见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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