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尽头(70)_燕妮·埃彭贝克

七〇

　　一天晚上，她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向H提起她的《西西弗斯》，他也跟她讲了自己写的剧本。几天后，他俩一起去参加一个所谓革命作家的聚会，忽然之间，那些长久以来互不相干、没有意义的东西聚合了起来。拥有世界观的含义就是：学着去看。只有找到正确的词，才能改变世界吗？又或者，只要找到正确的词，就能改变世界吗？

　　O同志在她关于罗莎·卢森堡谋杀案的文章中，能像描绘受害人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自卫民团士兵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她是否事先就明白自己要写什么，或者说相反地，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寻找才是她的职责所在。这也是在追问，善恶是否真的不可逆转，简而言之，其本质就是追问人性是否可能被教化，我们对此抱有的希望是否有界限。这位或那位经典作家，写作时是投身于时代浪潮，还是在时代之外冷眼旁观，这与工厂的权属一样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用十四行诗写革命诗歌是向敌人投降吗，是变相撤退吗？毛衣上总粘着猫毛、牙齿因吸烟而变成褐色的诗人J，难道是要将革命禁锢在十四行中？如果社会民主党的蠢货在六月没有把我们的领袖囚禁起来，一切都会不同！

　　在这个聚会上，她第一次感觉到文学本身是真实的，就像一袋面粉、一双鞋，或者一群起而反抗的人一样真实。在这里，文字本身是可以触摸的东西，在文学和所谓现实之间不存在空隙，相反，句子本身就是现实。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戏剧中一个角色的话被另一个打断，难道不会感受到同样的疼痛吗？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写作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吗？每个词都至关重要吗？

　　可惜我经常缺席，因为我属于不受欢迎的那类人。我有时性子非常急躁，F同志觉得我不可理喻，把我叫作蠕虫。真要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可能会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但我没有这么说，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堕落到那种程度。我当然会犯错误。我愿意毫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M同志和C同志也对我厌恶至极，他们的喋喋不休让我很厌烦。现在我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任由M来证明他的道理。举个例子，M同志在查点撰稿人名单时忘记了我的名字，这让我很难过。这显然是不尊重人。当然，我并不想说他是作为法西斯的代理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我重申一遍：我没法证明任何事。我和C同志发生过一次争执。我开始犯错误。

　　突然间，我开始对私底下的交流方式感到厌恶，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里说说闲话，那里说说闲话，然后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C似乎一直在怀孕和流产。我想说，我现在并不是在揭发什么。我正在努力让人最终能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对我有什么指控？我为我的尊严而战。我要求M同志站出来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没有收到稿约。M同志应当站起来，C同志也应当出来。我非常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但不该用“没有及时交稿”这样的借口来责难我。那个Ⅴ是我在莫斯科这里认识的，他身上很臭，就像一只横冲直撞、目中无人的狗。

　　此外，他还撒谎。我立即向领导进行了汇报。每个同志都有缺点，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缺点，那就说明他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批评。顺便说一句：V总是以最大的轻蔑和屈尊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尤其是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样的家伙从苏联领土上消灭。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我现在开诚布公地去谈论一个又一个同志，我最后可能会因为某句话而断了脖子。大家互相帮助难道不是更好吗？我来到莫斯科，一个鬈发的高个子来找我。一个做什么工作都很愚钝的人，却是任何反革命分子都欢迎的猎物。他给我带来了几首诗。它们糟糕得简直可笑，甚至让我感到恶心。我并不要求谁来给我颁发一张荣誉证书。我的要求是，如果有人要在政治上孤立我，就要给出政治上的解释。每次来到这个房间，我都无法摆脱一种感觉，那就是这里的一些人对第三人、第四人、第五人或第六人有所隐瞒，而不仅仅只针对我。党小组必须绝对开放。目前这里只有一个人没有欺瞒我，那就是我自己。

　　某天晚上，终于轮到她朗读她的《西西弗斯》手稿中的几页。身穿黄色西装外套的男人Sch——她至今仍这么叫他——批评这本书是以小资产阶级的主角为中心的。不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六月起义的失败吗？难道她是想把自己与之等同起来吗？进步性体现在何处？这个圈子里唯一年龄稍长的女人O同志用沙哑的声音反驳道，只要认识到真理就是进步，这位年轻的写作者就是这样做的。

　　在踏上新的道路之前，难道不应该对旧道路上的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吗？脸色苍白、留着小胡子的K用某种尖酸的语气回应道：你当然可以投入大量精力去尝试理解一切，但若不是有人想到了一刀斩断这个戈耳狄俄斯之结①，你到今天都还拖着它。诗人J的毛衣上粘着猫毛，牙齿因吸烟而变成褐色，他说他喜欢的正是她讲故事的缓慢节奏和回环往复，它们反映了主人公的停滞状态。完全正确，H说，这个故事终究还是要通过语言来讲述，而不仅仅是通过情节，如果他们这些革命作家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亚当，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黏土就是语言！他的一缕头发垂在脸上，但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① 比喻使用非常规手段，解决不可解决的问题。﹜

　　T同志随即提高嗓门说——在这个小聚会上，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大声——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留意这些写作技巧，专注于对写作本身进行思考，那么文本就失去了用以超越自身的全部力量，她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倒不是可惜，脸色苍白、留着小胡子的K补充说，但可能很危险，因为一个人在享受某件事的时候会停留在原地，不再进步。难道说她一直是在深渊边缘写作，而现在及时找到了将她拉回来的朋友吗？她在孤立无援中默默写下的文字，现在通过这些批评与认可，难道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会将她与这些友人更亲密地联结起来，比十八岁的亲吻还要亲密？T同志的话刺痛了她，但H这回甚至没有顾上甩头发，他的话产生的幸福感让她有点晕眩，一直流淌到指尖，但无论是T还是H，都没有对她的所想所问漠不关心。冷漠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里每个词都至关重要。十八岁的年纪还不够。

　　加入共产党后，她将自己投入到这种生活的中心，她现在属于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经历了几世纪的倦怠之后终于回归自身，并开始向前追逐，对于个体来说，当下的时代太大、太快了，但如果戮力同心，他们在全速疾驰中也能够在时代的高峰上站稳脚跟。在履历中，这一切都总结为一句话：1920年我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介绍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G同志，以及U同志，当时她是维也纳马加雷滕区支部书记。

　　她必须交代介绍人，尽管U此后被开除了党籍，还被苏维埃法院在缺席审判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现在流亡在巴黎。换句话说，在她年轻时，这位左派份子为她做了担保。难道她现在会被钉死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年轻本身会成为她受责难的理由吗？

　　在她第一次写履历的时候，U这个名字还是值得一提的。当时她写道：1920年我加入奥地利共产党时，贡献卓著的共产国际干部U同志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G同志是我的介绍人。

　　申请加入苏共时她写了第二份履历，只是简单地写道：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G同志，以及U 同志为我做了担保。

　　当时这位贡献卓著的共产国际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参加任何共产国际会议，也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有传言说她与杀害基洛夫①的凶手密谋，但没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①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一1934），苏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于1926年至1934年任列宁格勒省省委第一书记，任期内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官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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