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1)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一

　　▼一、法西斯治下的童年

　　1.一九三九年我十六岁，所以要回答关于战前的“理念背景”问题，我得由那些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审视自己，试着重织一张由影像和激动而不是理念构成的网。

　　以政治为轴书写自传体回忆录的危险在于夸大政治在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真正的分量。我可以用这生记得的第一件事，法西斯行动队棒打一名社会党员开始。相信在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鲜有人能记得，因为这个回忆可能得上溯到一九二六年，有人行刺墨索里尼未遂后，行动队最后一次使用短棍。挨打的是卡斯巴勒·阿摩雷提教授，教拉丁文（他儿子是“新秩序”在执行第三国际某次任务时于日本殉职的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他是我们圣雷莫别墅一间附属“翼屋”的房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老教授扭曲着一张血流不止的脸，领结也被扯掉了，进来求救。

　　不过自这第一个童年印象后，生活中一切感受、见闻，就都是文学诱因了。童年，与青少年对未来的展望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及想法毫无逻辑地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就算成长环境中表达自由、资讯发达，但一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时间。

　　从小听家中大人们的议论，我一直有意大利已走上穷途末路的强烈感觉。青少年阶段，我跟学校同学几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过这并不表示说我注定将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时候距离我使用政治术语观望局势还过早，更不用说争取某样东西以对抗另一样，或是为自己在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定位。眼见政治是众人唾骂、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对象，一个年轻人本能的反应是认定政治无可救药地是死路一条，应该要寻找别种生命价值。当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恶，与投入政治对抗法西斯之间的鸿沟，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接下来我原该从书写自传体回忆录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或毛病来看我自己：试着就个人经验披上某一代、某一个环境的整体经验“中间值”的外衣，凸显共通点，将比较特别及个人的那一面隐藏起来。不过跟前几次不同，这回我想公开于世的将稍稍偏离这个意大利“中间值”，因为我深信由例外着手，会比经由正规挖掘出更多事实。

　　我是在一个早年比起意大利任何一处地方都颇为不同的城市长大的：圣雷莫。我小时候，那里全都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皇族，人们来自全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家当时不仅在圣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个意大利也属异常：我父母并不年轻，科学家，爱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两个人个性有所出入，但对国家走向皆不以为然这点上又很一致。

　　我父亲是圣雷莫人，出身于一个信奉马志尼、共和制、反教权的共济会家庭，年轻时是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改革派社会主义者，长年住在南美，没有经历过大战：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无宗教信仰，生长环境教导她奉俗世义务及科学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战社会主义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动摇，旅居国外多年返回意大利时，正值法西斯在巩固其势力，在我的双亲眼前的是一个改头换面、难以辨认的意大利。

　　我父亲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为他的国家服务，四处碰壁：以他经历过的墨西哥革命为度量衡及利古里亚传统改革主义随机应变的务实精神来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亲，有一位联名签署克罗齐宣言①的大学教授哥哥，她自己则是反法西斯强硬分子。两个人既因爱好也因阅历，视世界为一家，都在战前社会主义呼吁革新的泛泛口号中长大，他们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对所有不寻常的改革运动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甘地、布尔什维克党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众多改革声音之一，但是为无知、腐败小人所领导，是一个错误的路线。我们家对法西斯的不满除了暴力、无能、贪婪、压抑评论自由、对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针对它的两大罪过：与保皇党同一阵线及与梵蒂冈的和解。

　　﹛① 原亲法西斯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于一九二五年发表《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与法西斯关系断裂。（译者注）﹜

　　青少年性喜随群，所以发现自己来自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家庭，会产生一种与环境之间心理上的紧张关系。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议之举是对宗教课的不妥协态度。他们要求让我免上宗教课，不参加弥撒或其他宗教礼拜活动。这在我就读瓦尔多教派办的小学或寄读英国学校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那里信奉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或俄国东正教的学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编班。

　　圣雷莫当时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风行一时鲁道夫·史德耐轮回净化论这种秘密团体，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是周围各种声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进入公立高中后，不上宗教课，在那普通随波逐流的气氛中（法西斯当政已迈入第二十个年头）我陷入孤立状态，有时我被迫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自闭于一种被动、沉默的反抗。有时宗教课夹在两堂课之间，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经过的老师和工友的误会，以为我被罚站。因为我的姓氏，新同学每每以为我是新教徒，我否认，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信什么？”“自由思想家”由一个少年口中说出徒惹人发笑，“无神论者”在当时太冲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亲尽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锋队的时间，第一，她不希望我学会使用武器，还有，星期天早上举行的集会（后来又有周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动根本就是让少年先锋队到教堂望弥撒。当我应学校规定加入后，我母亲又要求准许我免做弥撒，以纪律为由被否决，但她还是想办法知会了神父及指挥官，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内请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别人不一样，稀有动物般被人瞪着看。我不认为这对我有负面影响：面对他人对你个人习惯的敌意，为正当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随之而来的不便，为维护未获共识的立场摸索出一个合理准则，慢慢地你对这一切就习以为常了。反而长大后，我对他人意见总抱持宽容态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为忘不掉没有随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么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样地，我也完全没有在神父堆中长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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