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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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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中之路 罗伯特·穆齐尔的同代人对他的智力比对他的书还要更敬佩;在他们看来,他本应该写随笔而不是写小说。为了驳斥这一观点,只需拿出反证即可:读一读穆齐尔的随笔:它们是多么冗长、枯燥无味、缺乏魅力!穆齐尔只是在小说中才是一个大思想家。他的思想需要在具体人物的具体环境里汲取营养;一句话,那不是哲学的思想,而是小说的思想。 菲尔丁《汤姆·琼斯》十八个部分的所有第一章都是一篇短短的随笔。十八世纪的第一个法国译者把它们一股脑儿全删去了,借口说它们不合法国人的口味。屠格涅夫指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大段大段地以随笔形式讨论历史的哲学。托尔斯泰在劝告的压力下开始怀疑起自己,他在小说的第三版中删除了这些段落。幸亏后来他又把它们补插进去。 就同小说有自己的小说对话与小说情节一样,小说也有它的小说思索。《战争与和平》中长段的思索离开小说便是不可思议的,比方说,改放在一本科学杂志里。这当然是由于充满明喻与隐喻的有意写得天真的语言。但这尤其是因为,托尔斯泰在谈到历史时,并不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对事件的真实描写感兴趣,对它们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上的结果感兴趣,对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作用的评估等等感兴趣;他对作为人类存在的新维度的历史感兴趣。 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在《战争与和平》所谈及的那一系列拿破仑战争期间,历史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这些战争一下子就使每一个欧洲人明白到,他周围的世界正被一次永恒的变化折磨着,这一变化闯入了他的生活,改变它,摇撼它。十九世纪之前,战争、起义对人的影响就好像一场自然灾害、一场鼠疫或者一场地震。人们在历史事件中既不觉察到整体性,也不觉察到连续性,他们没想到要改变生活进程。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被征入伍,后来在一次战役中负重伤;战争标记打在了他的余生中,到死他也瘸着一条腿。但这是哪一次战役的事?小说没说。为什么要说呢?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的。在十八世纪的小说中历史时刻只要大致对头就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初,从司各特和巴尔扎克起,战争才不千篇一律,小说人物才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中。 托尔斯泰写了五十年之前的拿破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的新认识并不仅仅处于变得越来越适合截取(在对话中,通过描述)所叙事件历史特征的小说结构中;使他第一位感兴趣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他控制它或逃避它的能力,面对它时,他是自由自在还是相反),他直接探索了这一问题,把它作为他小说的主题,他以一切办法,包括小说思索在内,对这主题进行研究。 托尔斯泰跟大人物的意志与理性创造历史的观点进行论战。依他看,历史是由它自己写成的,它服从于它自己的、尚未被人探明的规律。大人物“是历史的无意识的工具,他们完成一项使命,却不明白它的意义”。他还说:“天命迫使每一人在继续个人目标的同时齐心合力去取得这唯一的、崇高的结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大帝,或是随便哪一个角色,都丝毫不知其结果。”还有:“人有意识地为自己而活,但同时又无意识地参加到追逐全人类历史目标的事业中。”由此得出这样一个重大结论:“历史,也就是说,人类的无意识的、普遍的、随大流的生活……”(我自己强调了那些关键词。) 出于这种历史的概念,托尔斯泰描绘了超验的空间,让他的人物在其中活动。他们既不知道历史的意义和它的未来进程,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客观意义(以种种所作所为,他们“无意识地”参加到事件中,同时又“不明白它们的意义”),他们在生活中前进就像前进在迷雾中。我说迷雾,而不是黑暗。在黑暗中人什么也看不见,他是盲目的,他听天由命,他没有自由。在迷雾中,他是自由的,但这是雾中人的自由:他看清前面的五十米,他能够清楚地辨明对话者的脸,他能够为路旁大树的美而欢欣鼓舞,他甚至还可以观察近处发生之事,做出反应。 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一丝迷雾。他所处的现今也即他们遥远的未来,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一片光明,一览无余。回头看,人看到了道路,他看到前进中的人们,他看到他们的错误,但迷雾不再有了。然而,所有那些人,海德格尔、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埃兹拉·庞德、高尔基、戈特弗里德·贝恩、圣琼·佩斯、吉奥诺,他们都在迷雾中行走,我们不妨设问一下:谁更盲目?是写了歌颂列宁的诗歌却不知列宁主义走向何处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是我们这些倒退几十年去评判他却没有看到迷雾包围着他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是人类永恒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不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就是忘记了人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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