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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五

  歌剧:我没有找到《布劳切克先生的旅行》,但我并不遗憾,我宁愿认为这部歌剧是个失败;其他所有歌剧都找到了,由查尔斯·麦克拉斯勋爵[112]指挥的演奏本:《命运》(一九〇四年作,其歌词是韵律诗文,写得倒了霉地幼稚,即使从音乐上讲,它也是《耶奴发》两年之后的一次大倒退);然后就是我毫无保留地敬佩至极的五部杰作:《卡佳·卡巴诺娃》、《狡猾母狐狸》、《马克罗普洛斯案件》;还有《耶奴发》:查尔斯·麦克拉斯勋爵功德无量地最终排除了早在一九一六年就强加于它的改编(这是在一九八二年,已是六十六年之后的事了!)。他对《死屋手记》乐谱的处理取得的成就在我看来更为世人所瞩目。全靠他,世人终于(在一九八〇年,也就是在五十二年后!)明白到,改编者的修改是如何削弱了该剧。在它被恢复了的原始特征中,麦克拉斯重新找回了它异常节省的音响(对浪漫主义交响曲形式而言),《死屋手记》和贝尔格的《沃伊采克》一起,是我们阴暗世纪最真实、最伟大的歌剧。

  §六

  实践中无法解决的困难:在雅纳切克的歌剧中,唱腔的魅力并不仅仅寓于旋律之美中,它同时也在心理学的意义(总是意料不到的意义)中,这种意义,旋律并不笼统地寄托给某个场景,而是给了每一句、每一个唱词。但是问题又接踵而来,在柏林、在巴黎该怎么演唱呢?如果用捷克语来唱(这是麦克拉斯的解决办法),观众只能听到一些空无意义的音节,他们不明白在每一处旋律处理上体现出来的心理学的细微之处。那么如果翻译呢?就像他的那些歌剧在最初走向国际时那样?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比如说,法兰西语言并不容忍捷克语的词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这同一种语调在法语中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心理学意义。

  (雅纳切克把他绝大部分的革新创造力集中地投入到歌剧中,由此将自己彻底交给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最保守的市民听众,任他们评头论足,这里就产生了某种使人心碎的东西,或者说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了。而且,他的革新寓于一种对唱词的前所未有的重新增值之中,即是说,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剧院中,人们都无法理解的具体的捷克语字词上。很难想象还有一种比它更甚的作茧自缚了。他的歌剧是对捷克语言所作的从未有过的最美的献礼。献礼?是的,是献礼。以牺牲的方式。他将他万能的音乐祭献给了一种几乎无人熟悉的语言。)

  §七

  问题是:如果说音乐是一种跨民族的语言,那么口语语调的语义学是否也具有一种跨民族的性质?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些问题让雅纳切克着迷。他确实着了迷,竟至于在他的遗嘱中声明,遗赠自己所有的钱给布尔诺[113]大学,用以资助对口语的研究(关于口语的节奏,口语的语调,还有它们的语义学)。但是,人们不理会他的遗嘱,这是尽人皆知的。

  §八

  查尔斯·麦克拉斯勋爵对雅纳切克作品的令人敬佩的忠诚意味着:抓住并捍卫本质。瞄准本质,这也是雅纳切克的艺术道德;规则是:唯有绝对必需的(语义学上必需的)音符才有存在的权利;配器法上尽可能的节省便是由此产生的。通过排除前人强加给乐谱的附加物,麦克拉斯重现了这一节省,并由此使雅纳切克的美学更加明白易懂。

  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忠诚,它表现为热衷于捡取一切可以在一个作者身后挖掘出来的东西。既然每一个作者生前都试图把一切本质的东西公之于众,捡垃圾的于是就热衷于非本质的东西了。

  举例说,捡垃圾精神在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作品(ADDA 581136/37)的灌录中表现了出来。那里头,次要的或无价值的片段(民间音乐的改编曲、被扔弃的变奏乐段、年轻时代的习作、草稿等)占了差不多五十分钟,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而且它们分散在别具风格的大手笔之间,比方说,人们不得不在整整六分三十秒内听一首体操训练的伴奏曲。啊!作曲家们,当体育俱乐部的漂亮女士们前来恳求小小的帮助时,请你们自我克制一下吧!你们被嘲笑的殷勤举止将在你们的身后永存!

  §九

  我继续在唱片架上细细察看。我白费力气地寻找着他成年时期的一些美妙的管弦乐作品(《乡村乐师的孩子》,1921,《布拉尼克叙事曲》,1920),他的声乐套曲(尤其是《阿玛鲁斯》,1898),还有他风格形成期的另外几部以惊人的、举世无双的简洁明了为特点的作品:《天主经》(1901)、《圣母经》(1904)。尤其严重缺少的是他的合唱作品;因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这一世纪还没有谁的作品能与创作盛期的雅纳切克的四部杰作相媲美:《玛丽奇卡·马克多诺娃》(1906)、《哈尔发老师》(1906)、《七万》(1909)、《流浪疯汉》(1922):在技术处理上魔鬼般的难,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极其精彩的演出;这些作品的音响录制只有捷克苏普拉丰唱片公司出品的一批老唱片,多年以来早已绝版。

  §一〇

  总结的结果并非完全糟糕,但也并不完全好。对于雅纳切克,一开始便是如此。《耶奴发》在创作之后二十年才登上世界的舞台。太晚了。因为时隔二十年,作品的美学论战特征已然消失殆尽,它的新颖之处再也难以被人体察。所以,雅纳切克的音乐如此频繁地遭到误解,演奏得不像个样子;它的历史意义越来越淡薄;它似乎无法归类;就像位于历史之外的一个漂亮花园;它在现代音乐的进程中(说得更确切些,在现代音乐的根源中)的位置问题,人们甚至连提都不提。

  如果说对布洛赫、穆齐尔、贡布罗维奇,从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对巴托克来说,姗姗来迟的承认应归咎于历史的灾难(纳粹主义、战争),那么对雅纳切克来说,应完全承担起这类灾难角色的就是他的那个小小民族。

  §一一

  众多的小小民族。这概念并非数量上的;它指的是一种环境,一种命运:各个小民族体验不到亘古以来就存在于世并将永远在这世上存在下去的幸福感受;在它们历史的这一或那一时刻,它们全都等候过死神的召见;它们总是碰撞在大民族傲慢的无知之墙上,它们时时看到自身的生存遭到威胁与质疑;它们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

  欧洲大部分的小民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里得到了解放,赢得了独立。它们的发展进程颇为特殊。从艺术上说,历史的不同步常常带来多产的效果:它让不同时代的奇花异葩兼存并蓄:雅纳切克和巴托克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他们国家人民的民族斗争;十九世纪在他们一边:对真实的特殊意义的追求,对大众阶层的依恋;这些个在大国的艺术中早已消失的品质与现代主义的美学联系在一起,结成了一种意外的、无法仿效的、幸运的姻亲。

  众多的小小民族形成了“另一个欧洲”,其发展与大国的欧洲恰成对位。一个观察家可能会被他们文化生活惊人的强度所迷惑。小表现出小的优势:文化事件的丰富是“人类高度”上的;所有人都能一览无余地观瞻这一丰富,参加文化生活的全部;所以说,一个小民族在它的最佳时期甚至可以使人回想起一个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来。

  所有人对所有事的这一可能的参加,还使人回想起另一事物:家庭;一个小民族像是一个大家庭,它也喜欢这样自比。在欧洲最小民族的语言冰岛语中,家庭称作fjölskylda;其词源是很雄辩的:skylda的意思是:义务;fjöl的意思是:多样的。由此,家庭就是多样的义务。冰岛人只用一个词来表示“家庭中的联系”:fjölskyldubönd:多样的义务的细线(bönd)。在一个小民族的大家庭中,艺术家被多种多样的方式、被多种多样的细线束缚住了手脚。当尼采大声地斥责德意志性格时,当司汤达宣称他爱意大利甚于爱他的祖国时,没有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法国人奋起反击他们;假如一个希腊人或一个捷克人胆敢说一句相同的话,他的家庭就会像对待一个可憎的叛徒那样把他踢出家门。

  隐藏在它们无法接近的语言后面,欧洲各小民族(它们的生活、它们的历史、它们的文化)鲜为他人所知;人们十分自然地想到,这里头存在着原则上的缺陷,妨碍它们的艺术得到国际上的承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一艺术的缺陷是因为所有人(批评界、历史研究界,国内同胞和外国人都一样)把它和民族家庭的大照片贴在一起,不允许它超出这个范围。贡布罗维奇:他的外国阐释者们在津津有味地、却毫无效益地(也毫无能力地)解释他的作品时,大谈特谈波兰贵族、波兰巴罗克,等等。如同普罗基迪斯[114]所说,他们把他“波兰化”,把他“再波兰化”,把他推回到民族的小背景之中。然而,并不是有关波兰贵族的知识,而是世界现代小说的知识(也就是说,有关大背景的知识)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懂得贡布罗维奇小说的新颖之处,并且进而懂得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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