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阁网 > 外国作品 > 被背叛的遗嘱 | 上页 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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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时代的碰撞 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情景:从出身讲,拉什迪属于穆斯林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现代社会之前的生活中。而他在已处于现代,或更确切地说处于这一时代之末的欧洲写他的书。 伊朗的伊斯兰教目前渐渐脱离了宗教的节制宽容而转向战斗的神权政治,小说的历史也一样,随着拉什迪,它已从托马斯·曼的和蔼而博学的微笑,转到了从重新发现的拉伯雷式的幽默中汲取来的任意驰骋的想象。鲜明的反衬集于一体并推至极端。 从这个观点来说,对拉什迪的审判不是一个偶然,一个疯狂,而是两个时代之间再深刻不过的冲突:神权政治对现时代的指责,而目标便是这一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创造:小说。拉什迪并没有渎神。他没有攻击伊斯兰教。他写了一部小说。但这一切在神权政治来看却比攻击还坏:假如有人攻击一门宗教(通过论战、渎神、异端),神庙的守护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他们自己的言语在自己的领地内保卫它;然而,对于他们,小说是另一个星球,建立在另一个本体论上的另一个宇宙,一个在其中唯一的真理都没有威力的地狱,魔鬼的含糊将一切确信都变成猜不透的谜。 让我们强调这一点:不是攻击;是含糊;《撒旦诗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说,被定罪的有关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起源的那部分)在小说中是以吉布里尔·法里什塔的一个梦的形式来表现的,然后,他根据这个梦创作一部劣质的电影,他本人在其中扮演天使长的角色。小说叙述就这样两重地相对化了(先是作为一个梦,后是作为一部糟糕的电影),因而它不是表现为一种肯定,而是一种游戏式的发明。得罪人的发明吗?我否认,在我的生活中,它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世界的诗。 让我们坚持这一点: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中没有仇恨的位子,为了清账而写小说的作家(不管是为个人的清算还是为意识形态的清算)必定遭到美学上的灭顶之灾。引导心醉神迷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阿耶莎是一个魔怪,但她同样有诱惑力,有妩媚的活力(她的头上总是环绕着蝴蝶),而且,尤其非常动人;即使在一幅宗教领袖的画像(霍梅尼的想象画)中,人们也能找到一种几乎带有敬意的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由一种怀疑论的眼光来观察的,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没有被表现得高于东方的古风。小说“历史学地、心理学地探索了”古老的经文,但它同时表现出它们被电视、被广告、被娱乐工业贬值到了何等地步;谴责这个无聊的现代世界的左派人物是否至少还能从作者那里得到无保留的好感呢?不,他们也显得极其可笑,跟周围的无聊世界一样的无聊;在这部作品中,在这巨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中,没有人有理,也没有人完全无理。 在《撒旦诗篇》中,遭指责的恰恰是小说的艺术。因此,在这整件可悲的事情中,最可悲的倒并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出于一种残酷的、却又前后一致的逻辑),而是欧洲在保卫和解释(耐心地向它自己,也向别人解释)最典型的欧洲艺术——小说艺术——时的无能为力。解释小说艺术也就是解释欧洲自己的文化。“小说之子”放弃了曾培养造就他们自身的艺术。欧洲这个“小说的社会”抛弃了自己。 我现在对十六世纪时的思想宪兵索邦[20]神学家们的所作所为不再感到惊奇了。他们点燃那么多的火刑堆,迫使拉伯雷东逃西躲,四处藏身。相反,让我感到惊奇并激起我敬佩的,则是那个时代的头面人物给予拉伯雷的保护,例如,杜·贝莱枢机主教[21]、奥戴枢机主教[22],尤其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们想保卫原则吗?保卫言论自由吗?保卫人权吗?他们行为的动机比这还要更好,他们热爱文学和艺术。 在今天的欧洲,我看不到一个杜·贝莱枢机主教,看不到一个弗朗索瓦一世。但欧洲仍还是欧洲吗?也就是说,还是“小说的社会”吗?换言之,它还处在现代社会的时代吗?它难道不是已经进入另一个还没有名称的时代吗?在这个时代里它的艺术已不再有多大的重要性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当小说的艺术,它的最优秀的艺术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被判死刑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它的无动于衷感到惊奇?在这个新的、继现代之后的时代里,小说不是已经度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囚徒生涯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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