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辨|朱彝尊

《尚书》古文辨

　　《尚书》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国，孔子后，悉得其书。考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宽。于时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考诸《史记》，于《五帝本纪》载《尧典》、《舜典》文。于《夏本纪》，载《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纪》，载《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纪》，载《牧誓》、《甫刑》文。于《鲁周公世家》，载《金縢》、《无逸》、《费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载《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载《微子》、《洪范》文。凡此皆从安国问故而传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载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汤诰》载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载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诏旨立博士设弟子，安国不敢私授诸人。故自胶州庸生而下，至于桑钦所习者，仍二十九篇而已。

　　东汉之初，扶风杜林得漆书于西州，以授徐巡、卫宏，于是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注解，余若尹敏、孙期、丁鸿、刘祐、张楷、孔乔、周盘，类从漆书之学，初不本于安国。而孔颖达《正义》，谬称孔所传者，贾逵、马融等皆是。又言郑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由颖达不察见古文字，即以为安国所传，亦粗疏甚矣。漆书古文，虽不详其篇数，而马、郑所注实依是书，陆氏《释文》，采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无一语及增多篇文，是贾、马、郑诸家未睹孔氏古文者也。

　　《后汉书·孔僖传》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连丛子》亦载孔大大与僖子季彦问答。大大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盍固已乎。”季彦答曰：“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识其奇，赖吾家世世独修之。”若是则壁中之书，僖家具存矣。独怪肃宗幸鲁，遇孔氏子孙，备具恩礼。僖家既有临淮传义，其时上无挟书之律，下无偶语之禁，何不于讲论之顷，一进之至尊。上之东观，乃秘不以示人乎？窃意僖家古义，亦无异博士所传之篇目，是僖亦未睹孔氏增多之古文也。

　　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注《左传》，遇孔氏增多篇内文，皆曰逸书。惟许慎《说文序》谓《易》称孟氏，《书》孔氏，《诗》毛氏。夫以贾、马、郑诸儒，均未之见，许氏何由独得之？其撰《五经异义》，于舜典禋于六宗。一六宗者，上不谓天，下不谓地，旁不谓四方，居中恍惚，助阴阳变化，此欧阳生、大小夏侯氏说也。一《古尚书说》，六宗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山为山宗，湖海为水宗。所谓《古尚书说》者，贾逵之说，本之漆书者也。使许氏称孔氏书，则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气，亦必举之矣。乃仅述欧阳、夏侯、贾氏之说，则慎实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谯周《五经然否论》援《古文书说》，以证成王冠期，考今孔传无之，则周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正义》谓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注乱其纪纲为夏太康时，然考陆氏《释文》，所引王注不一。并无及于增多篇内只字，则肃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正义》又：“《古文尚书》，郑冲所授，冲在高贵乡公时，业拜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郑小同俱被赐。使得孔氏增多之书，何难上进。其后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车，备极荣遇，其与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训注，奏之于朝，何独孔书止以授苏愉，秘而不进。又《论语解》虽列何晏之名，冲实主之。若孔书既得，则或谓孔子章引书，即应证以君陈之句，不当复用包咸之训，谓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矣，窃疑冲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正义》又引《晋书》，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书，笃信之，宜于《世纪》均用其说。乃孔传谓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尧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而《世纪》则：“尧年百一十八岁。”孔传谓“舜三十始见试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寿百一十二岁”。而《世纪》则：“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孔传释“文命”，谓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纪》则：“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传释“伯禹”，谓禹代鲧为崇伯。而《世纪》则：“尧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孔传释《吕刑》：“吕侯为天子司寇”，而《世纪》则“吕侯为相”。所述多不相符，窃疑谧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然则增多十六篇，自汉迄西晋，蔑有见者。一旦东晋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诏所作之传，学者有不踊跃称快者乎？于焉诸儒或说大义，或成义疏，或释音义，越唐及汴宋，莫敢轻加拟议。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余力矣。

　　盖自徐邈注《尚书逸篇》三卷，晋人因而缀辑，若拾遗秉滞穗以作饭，集雉头狐腋以为裘，于大义无乖。而遗言足取，似可以无攻也。论其大略，传文之可疑者，安国尝注《论语》矣。《尧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若此，而传以释《汤诰》，在克夏之后，虽有周亲二句注：“亲而不贤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而传则，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传注出自一人之手，而异其辞，何与？《史记·殷本纪》：殷之太师、少师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纪》：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数谏纣，纣弗听。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去，遂行。则今文《微子篇》所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史迁受书于安国，其说必本于安国也，乃今孔传：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师，若系箕子，殷人尚质。其语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称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书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自，而伪托孔传者不知也。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东海驹骊、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余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略》，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余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序文之可疑者：《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遁辞易穷，分之无可分也。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无稽勿听，刺之无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嵝禹碑》，奇古难识。其诸坛山石，岐阳猎碣，以及夏殷周鼎钟鬴鬲敦卣盘鳦之属，并不作科斗文。何独孔壁所藏书独用之，殆不过张皇其辞，以欺惑后世焉尔。又言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此金华王柏所：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者已。且如司马氏问故于安国，载入《史记》诸篇，字句多别。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与伏生所授无异辞，则作序者初不见孔壁古文，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汉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悦《汉纪》，颜师古注《汉书》，增多祗十六篇。而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若是，则诸家所，翻不足信也。

　　《史记·孔子世家》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又：“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安国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蛊事发，乃征和二年；距安国之没，当已久矣。《汉纪》孝成帝三年，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于《古文尚书》：“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则知安国已没，而其家献之。《汉书》、《文选》，锓本流传，偶脱去家字尔。若班氏：“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学官之故；而《序》言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乃出自安国口中，不亦刺缪甚乎？自高斋十学士登之《文选》，后之学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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