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序|朱彝尊

《春秋权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其好恶一出于平而已。非若后世史臣，有所激于中，借史以泄其忿也。顾说《春秋》者，往往未得圣人之意，烦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诛讥者十九。夫有所攘也，盖有尊也；有所贬也，盖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动著王室之非礼。欲诛乱臣贼子，而先责贤者备。亡不越竟，即责以弑君。不尝药，则罪以弑父。是圣人恶恶之辞长，而善善之辞反短，比之申不害、卫鞅、韩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于说《春秋》者，义无多取，见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尝不疾首张目焉。及得宋刘仲原父《春秋权衡》读之，凡三传有害于义者，旁引曲证，必权其轻重，而别其非是，以待读者之自悟，可谓善学《春秋》者也。原三家之传，虽或未得其平，由于尊圣人之过，求圣人之心不得，遂纷纶同异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国之传出，言无不纯，理无不正，然其文则孔子之文，其事则类指南渡君臣得失，斯盖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传而列之学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经而专主乎传，是何异学《易》者之仅知操钱而卜也。呜呼！三传、胡氏，孰赢孰缩；经与传之孰轻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准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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