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遺書·卷一二先生語一

卷一二先生語一(1)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祇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祇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祇是修飾言辭為心，祇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卻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祇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跡，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祇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祇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祇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祇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隻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跡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跡一也，豈有跡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祇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祇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卻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祇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祇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祇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祇是此一個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並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荊棘，殽亂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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