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七伊川先生语三

卷十七伊川先生语三(1)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

　　义之精者，须是自求得之，如此则善求义也。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

　　《睽》之上九，《离》也。《离》之为德，在诸卦莫不以为明，独于《睽》便变为恶。以阳在上则为亢，以刚在上则为狠，以明在上变而为察，以狠以察所以为睽之极也。故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则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义：一是物极则必反，故睽极则必通，若睽极不通，却终于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先生尝说：“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韩退之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然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书，待刘绚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诗》，全无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书却已成。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了日月，即是天地间一蠹也。功泽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补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陈长方见尹子于姑苏，问《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为不满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养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买扑，无故辄令人聚饮，亦大为民食之蠹也。损民食，惰民业，招刑聚寇，皆出于此。如损节得酒课，民食亦为小充。分明民食，却酿为水后令人饮之，又不当饥饱。若未能绝得买扑，若且只诸县都鄙为之，亦利不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然于物上理会也得，不理会也得（且须于学上格物，不可不诣理也）。

　　常见伯淳所在临政，便上下响应，到了人众后便成风，成风则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以动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恶，识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须渐好。

　　或问：“古之道如是之明，后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无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圣人既出，故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二千年间，求如一颜、闵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

　　人或劝先生以加礼近贵。先生曰：“何不见责以尽礼，而责之以加礼？礼尽则已，岂有加也？”

　　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有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如樊迟于圣门，最是学之浅者，及其问仁，曰“爱人”，问知，曰“知人”，且看此语有甚包含不尽处？他人之语，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则远近皆尽。

　　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逦，莫不阔步，及到峻处，便逡巡（一本无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难而稍缓。苟能遇难而益坚，闻过则改，何远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寝下，多有闲田。推其后，每处只消与田十顷，与一闲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杰、颜杲卿之后，朝廷与官一人，死则却绝，不若亦如此处之，亦与田五、七顷。

　　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为法则无所争。

　　后世人理全废，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人理，一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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