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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二先生语二(2)


  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明)

  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果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睟面盎背”,皆积盛致然;“四体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明)。孔子之列国,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则从之。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

  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则心自诚。荀子言“养心莫善于诚”,既诚矣,又何养?此已不识诚,又不知所以养。

  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

  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明)

  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专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迭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雠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二《传》无子字)’,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明)

  “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礼极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间,则待之之礼为至矣。然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特以不用而去。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间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贞明”。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乾》卦言圣人之学,《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更无别途。穿凿系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心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德性谓天赋天资,才之美者也。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明)

  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如心得之,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

  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矣,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如“盍各言尔志”,子路、颜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与物共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若圣人则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类(孟子,疑误)

  《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

  得而后动,与虑而后动异。得在己,如自使手举物,无不从。虑则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故问于郯子、老子。既知,则遂行而已,更不须讲。

  正叔言:“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圣人之神,与天(一有地字)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时本注云:“横渠云:‘心御见闻,不弘于性。’”)。”

  鼓舞万物,不与圣人同忧,此天与人异处。圣人有不能为天之所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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