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2)

民权主义第一讲(2)

　　后来毒蛇猛兽差不多都被人杀完了，人类所处的环境较好，所住的地方极适于人类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处，把驯伏的禽兽养起来，供人类的使用。故人类把毒蛇猛兽杀完了之后，便成畜牧时代，也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差不多和现在中国的蒙古同亚洲西南的阿刺伯人，还是在畜牧时代一样。到了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形，便发生一个大变动。所以人同兽斗终止，便是文化初生，这个时代可以叫做太古时代。到了那个时代，人又同什么东西去奋斗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奋斗。简而言之；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在人同兽争的时代，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毒蛇猛兽来犯，所以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不过在那个时候，人要比兽聪明些，所以人同兽奋斗，不是专用双手双足，还晓得用木棍石头。故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人类战胜，把兽类杀灭净尽了，人类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计算。在人同兽斗的时期，人类的安全，几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保。

　　到了没有兽类的祸害，人类才逐渐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满了。当那个时代，什么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风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风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罗河”两旁和亚洲“马斯波他米亚”地方，土地极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罗河水每年涨一次，水退之后，把河水所带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两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长植物，多产谷米。像这种好地方，只有沿尼罗河岸和马斯波他米亚地方。所以普通都说尼罗河和马斯波他米亚，是世界文化发源的地方。因为那两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没有风雨，既可以耕种，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动物又丰富，所以人类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劳心劳力，便可以优游度日，子子孙孙便容易蕃盛。到了人类过于蕃盛之后，那些好地方便不够住了。就是在尼罗河与马斯波他米亚之外，稍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风雨的天灾。

　　好比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的地方。在黄河流域，一来有风雨天灾，二来有寒冷，本不能够发生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发生于黄河流域呢？因为沿河两岸的人类，都是由别处搬来的。比方马斯波他米亚的文化，便早过中国一万多年，到了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马斯波他米亚搬到黄河流域，发生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方，驱完毒蛇猛兽之后，便有天灾，便要受风雨的祸患。遇到天灾，人类要免去那种灾害，便要与天争。因为要避风雨，就要做房屋。因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

　　人类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进化到很文明了。但是天灾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备，有的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场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没，一场大火，便可把房屋烧完，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这四种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风、雷四种天灾。所以古人对于这四种天灾，便没有方法可以防备。说到人同兽争的时代，人类还可用气力去打，到了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之感觉是非常困难的。后来就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

　　自此以后，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又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觅食很容易，他们单独的问题，只有天灾，所以要和天争。但是和天争不比是和兽争，可以专用气力的，于是发生神权。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当时是或有效或无效，是不可得知。但是既同天争，在无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权，拥戴一个聪明的人做首领。好比现在非洲的野蛮酋长，他的职务，便专是祈祷。又像中国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为治，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国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祷，第二是打仗。

　　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现在没有君权。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的国家，至今还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们都称天皇。中国皇帝，我们从前亦称天子，在这个时代，君权已经发达了很久，还是不能脱离神权。日本的皇帝在几百年以前，已经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维新，推翻德川，恢复天皇，所以日本至今还是君权和神权并用。从前罗马皇帝，也是一国的教主，罗马亡了之后，皇帝被人推翻，政权也被夺去了，但是教权仍然保存，各国人民仍然奉为教主，好比中国的春秋时候，列国尊周一样。

　　由此可见人同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剥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君权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了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想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

　　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这个时代是很新的，我们到了这个很新的时代，推倒旧时代的君权，究竟是好不好呢？从前人类的智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就道理上讲起来，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智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好比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便要父母提携，但是到了成人谋生的时候，便不愿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自由独立。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要拥护君权，排斥民权。日本这种学者是很多，欧美也有这种学者，中国许多旧学者也是一样。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还是主张复辟，恢复帝制。现在全国的学者，有主张君权的，有主张民权的，所以弄到政体至今不能一定。我们是主张民权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国的民权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于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现在西藏，如果忽然设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对的，因为他们崇信教主，拥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权，服从活佛的命令。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发达的时期，早过欧洲，君权多过神权，所以中国老早便是君权时代。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大家今天来赞成我的革命，当然都是主张民权的；一般老官僚要复辟要做皇帝，当然是反对民权，主张君权的。君权和民权，究竟是那一种适宜于现在的中国呢？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价值。根本上讨论起来，无论君权和民权，都是用来管理政治，为众人办事的，不过政治上各时代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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