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华川书舍记

华川书舍记

　　华川书舍者，乌伤王君子充学文之所也。乌伤有大泽曰华川，唐武德间尝置华川县，不久而县废，今之所谓绣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阴，犹系之以旧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岂止此而已哉，上自群圣人之文，下逮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于文，愈出而愈无穷。以濂同受经于侍讲黄先生之门也，请为记书于舍壁。

　　濂虽稍长于子充，视子充之辞锋横厉，百未能及一，纵强颜欲记之，将何所云耶？虽然，子充弱冠时，濂见其文，辄曰：“子充他日当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动荐绅间，识者遂以濂为知言。濂虽不文，宁不为子充一言乎？

　　呜呼，文岂易言哉！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天地之文发为人文，施之卦爻，而阴阳之理显。形之《典》《谟》而政事之道行，味之《雅》《颂》而性情之用着，笔之《春秋》而赏罚之义彰，序之以《礼》，和之以《乐》，而扶导防范之法具。虽其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自先王之道衰，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则以霸略为文；邓析氏则以两可辨说为文；列御寇氏则以黄、老清净无为为文；墨翟氏则以贵俭兼爱、尚贤明鬼、非命尚同为文；公孙龙氏欲屈众说，则又以坚白、名实为文；庄周氏则又以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为文；慎到氏则又以刑名之学为文；申不害氏、韩非氏宗之，又流为深刻之文；鬼谷氏则又以捭辟为文；苏秦氏、张仪氏学之，又肆为纵横之文；孙武氏、吴起氏则又以军刑兵势、图国料敌为文；独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学，有若非诸子之可及。惜乎学未闻道，又不足深知群圣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数也。

　　文日以多，道日以败，世变日以下，其故何哉？盖各以私说臆见，哗世惑众，而不知会通之归，所以不能参天地而为文。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上下一千馀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

　　呜呼，文岂易言哉！自有生民以来，涉世非不远也，历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伙且众也。以今观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风霆，卷舒如云霞，唯群圣人之文则然。列峙如山岳，流布如江河，发越如草木，亦惟群圣人之文则然。而诸子百家之文，固无与焉。故濂谓，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士无志于古则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讲先生尝言之，子充亦尝闻之，濂复取以为子充告者，诚以子充将以文知名于世，不可不以群圣人之文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阳，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他日谒子充于湖之阴，仰观俯察天地之文，退坐书舍中，又参之以群圣人之文，则濂与子充各当有所进也。子充以濂言为然乎？虽然，濂言夸矣，子充幸为我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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