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溪集卷四(5)

卷四(5)

　　◇六经论

　　《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说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极也；说事莫辨乎《书》，由吾心政之府也；说志莫辨乎《诗》，由吾心统性情也；说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恶也；说体莫辨乎《礼》，由吾心有天叙也；导民莫过乎《乐》，由吾心备人和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心譬则形，而经譬则影也，无是形则无是影，无是心则无是经，其道不亦较然矣乎？然而圣人一心皆理也，众人理虽本具，而欲则害之，盖有不得全其正者。故圣人复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经》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则有得于《诗》之教焉；疏通知远，则有得于《书》之教焉；广博易良，则有得于《乐》之教焉；洁静精微，则有得于《易》之教焉；恭俭庄敬，则有得于《礼》之教焉；属辞比事，则有得于《春秋》之教焉。然虽有是六者之不同，无非教之以复其本心之正也。呜呼，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犹将百万之卒在于一帅，帅正则靡不从令，不正则奔溃角逐，无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敌哉！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慎也。

　　秦汉以来，心学不传，往往驰骛于外，不知《六经》实本于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于虚远而不返，卑者安于浅陋而不辞，上下相习，如出一辙，可胜叹哉！然此亦皆吾儒之过也，京房溺于名数，世岂复有《易》？孔、郑专于训诂，世岂复有《书》《诗》？董仲舒流于灾异，世岂复有《春秋》？《乐》固亡矣，至于小、大戴氏之所记，亦多未醇，世又岂复有全《礼》哉？经既不明，心则不正。心既不正，则乡闾安得有善俗，国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学者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何也？《六经》者所以笔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圣，颜、曾之所以贤，初岂能加毫末于心哉，不过能尽之而已。

　　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经而至此，可不谓之一厄矣乎！虽然，经有显晦，心无古今，天下岂无豪杰之士，以心感心于千载之上者哉？

　　◇隋室兴亡论

　　昔周室暗弱，静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权，都督诸军，遂假黄钺，开丞相府。当是时，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连谋，三方称乱，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轻睨周鼎之心。自进爵隋王，加九锡，寻受周禅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绥抚远夷，经营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綍、苏威、李德林之属调驭于内，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之徒折冲于外，规模日盛，遂萌平陈之谋。张皇六师，直捣金陵，陈人胆破，叔宝敛手就擒，天下自是归于一统。东底大海，南抚交趾，西连且末，北极五原，莫不禀受正朔，愿为臣妾。开皇、仁寿之间，人物阜繁，号为极治。

　　及炀帝嗣位，藉承平之休运，慕秦皇、汉武之为人，治宫室而务侈靡，使绝域而勤远略，市武马而困烝庶，御龙舟而般游无度。自以为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骊一岛夷，怒其不恭，亲总大兵一百十三万，分十二军并发。旌旗弥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有之也。意谓狼噬玄菟之野，鸱张扶馀之境，电扫襄平之墟。未几麦铁杖死辽东，宇文述败萨水，而九军先后陷焉。曾不悔祸，益务兴戎。府库空竭，头会箕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盗贼蜂起，王薄发长白，张金称聚河曲，林士宏据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让出阳城。似此之类，不可胜计，而海内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犹自沈湎声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颈自斫，卒致血溅御衣，而身亦随殒。非天下之至愚，孰能与于此哉！当其指麾群雄，叱吒之间，风骇云流，而混六合于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国荡覆，子孙诛戮殆尽，反不如弘农一布衣，时又何其削也。

　　君子论祸败之几，不起于炀帝之日，而基于高祖之时。何也？盖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竞。使高祖以德结人心，虽炀帝昏荒之甚，其败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厉，而宗祀不绝者，禹、汤、文、武之德未斩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为之盛，金城汤池不足为之固，长枪大剑不足为之利，士马精强不足为之勇，玉帛充刃不足为之富。其足以赖而长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语此，徒以力竞也，悲夫！

　　◇河图洛书说

　　或问于宋濂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尧夫云，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肇于此乎？是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唯刘长民所传，独反而置之，则《洛书》之数为十，《河图》之数为九矣。朱子发深然其说，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其解《易·大传》，大概祖长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则又力诋长民之非，而遵关、邵遗说。且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证《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其说以经为据，似足以破长民之惑。临邛魏华父则又疑元晦之说，以为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乾凿度》《张平子传》所载太乙下行九宫法，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及靖士蒋得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华父则又以为刘取《太乙图》为《河图》，诚有可疑。《先天图》卦、爻方位，缜密停当，乃天地自然之数，此必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而后大明，得之定为《河图》，虽未有明证，而仆亦心善之。则是华父虽疑元晦之说，而亦无定见也。新安罗端良尝出《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画井文于方圈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交，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曰书，而决非图之说。夫《图》《书》乃儒者之要务，若数者之不同何也？”

　　濂应之曰：“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言其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画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止也。故程子谓观象亦可以画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唯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盖《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果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邪？其不然也昭昭矣。”

　　或曰：“子之所言善则善矣，若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所谓河以通干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者，将果足信乎？”

　　濂曰：“龟山杨中立不云乎？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龙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此盖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启司马君实及欧阳永叔之辨，而并《大传》疑非夫子之言也。”

　　或云：“杨雄《核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长民亦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则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欤？”

　　濂曰：“先儒固尝有疑于此，揆之于经，其言皆无明验。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也，不必置疑于其间也。”

　　或曰：“世传《龙图序》，谓出于图南。若《河图》由图南而传，当以《龙序图》解《河图》可也，而容城刘梦吉力辨其讹焉，何哉？”

　　濂曰：“《龙图序》非图南不能作也，是图南之学也，而非大《易》河出《图》之本旨也。八卦之设，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也。”

　　或曰：“然则《易》之象数，舍《河图》将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数之具于《易》然也，不必待《河图》而后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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