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40)_康有为

四〇

　　何休为《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伪书法之根，故卒为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为“战国阴谋之书”，可见今古学之不并立矣。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而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段《注》曰“此谓世人不信古文，非毁之。谓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凭虚造此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说文解字序》）

　　许慎为刘歆干城，故于今学家言着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适足以得攻伪之证。如此《序》称鼎彝铭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訾为“好奇”，此许慎之供辞，即刘歆之亲供也。考秦始侈心，实开求鼎之风；汉武踵之，求神仙，喜祥瑞，于是诸鼎间出，或者一二三代遗器。然伪造献媚，蛊惑上意，若丹沙之黄金，空中之神语者殆不少。道家符箓异篆多至百数，元虞集号称博雅，识其七十余种。而“垂露”、“薤叶”等体，亦梦英创为之。方士每工作伪，此钟鼎之所由出，奇字之所以生也。刘歆欲夺孔子之经，因得间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书之任，多见古物，挟其奥博，搜采奇字异制，加以附会，伪为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瘗山谷而欺绐后世，流布四出，以为征应。歆散布伪经、小学于其徒，复假帝力征召，使说字未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则散伪鼎以为征应，亦其熟技耳。

　　世人以其制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宝而信之。不知汉去古未远，其制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贾伪造已不能辨之，况歆之所为乎？其诪张以行之如此，世人“以为好奇”，正得其实。至明诋曰“响壁虚造”，则出于孔壁之非真，当时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考周、秦、汉、晋，文字相承，少有减变，非有更作，而当时学者以秦隶为“苍颉时书”，且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是即西汉以前不分籀书、小篆、隶书之明据，故皆推本于苍颉。今文学者家世传业，经莽、歆史篇文字颠倒窜乱，行之以国力，诱之以禄利，而不能夺其说，则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无许慎此言，则茫茫万古，征信无从矣。故有刘歆《移博士书》，而伪经之狱明；有许慎《说文序》，而伪字之案定。文字无变，辨见前。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汉书》无言诸儒排《周官》者。贾公彦所引《马融传》，所出甚古，必有所据。盖古学大盛后，今学攻难之迹刬削尽矣，故并录之。唯《后汉书》称郑兴从歆受业，已亲传《周官》，何独杜子春邪？除挟书之律，《汉书》以为惠帝二年，此云武帝，盖东汉学者附会伪学而加甚之，不复足据也。

　　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硕、休皆知攻《周礼》，而仅以为“末世渎乱”“六国阴谋”，则不能得其症结也。硕更以为武帝知之，尤为伪说所绐。盖西汉博士之攻伪经，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伪经，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鲜有能胜之者矣。此伪焰所以炽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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