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27)_康有为

二七

　　第十三，大同之世，全地纪元当从何起历乎？大地之生，不知其始，或谓数万年，或谓数百万年，皆推测之说，未有确据也。人民之生，安得其始，狉狉榛榛，算无从起。大挠算书，自发甲子，亦不得已者哉！古者部落族众，未有文史，观今哲孟雄、布丹、巫来由人种，皆自无史以纪上世，而托于藏僧，乃能纪之。纪年亦然。则必大有文化，乃能纪元。纪元既立，或以君主，或以教主，或以立国，大率始于小君主，中于大帝王，而终于大教主也。古者春秋至秦、汉间，诸侯各自纪元，此盖上承夏、商之旧制，至汉中叶尚然，今见于汉碑《赵王上寿》曰“赵二十五年”是也。

　　然禹时万国，汤世三千，周初千八百国，春秋时尚二百余国，各以其君纪年，则读百国之宝书者，其烦而累脑甚矣。故孔子正定之日，惟王者然后政元立号，以至于今为然。此王者乎，天下归往之谓王，通天地人谓之王，盖大帝主而兼大教主者也。汉武帝采其义而定一尊，自尔之后，惟帝者而后改元立号，以至于今焉。然一帝纪一元，甚者一帝纪数元，其烦重累人亦甚矣。埃及、印度、波斯、罗马，皆以帝王纪元，其小国王亦纪年。今其碑刻，皆可考其进化等第，当亦略与中国同也。

　　三国时，君士但丁始从耶教，于是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时，于是以耶教纪年，追推上世，并定前数以纪之。而自唐、宋间，欧洲诸国并起，而教皇独尊，其以教主纪元以归统一，实便于人事也。是时回教亦极盛，相与以教纪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佛纪年者，此如司马迁《史记》称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以孔子纪年同也。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允为宜也。

　　若中国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纪年。其无教主而独立之国，若日本之新立，则以其初立国或以其初祖纪年，虽无道德可称，亦于人之记忆为省，胜于以一君纪元者也。从后百年，君主当不现于大地上，君主纪元之义，不俟大同世而先绝矣，非文明大国，亦必不能久存至于大同之世，然则建国纪初祖之义亦必不能存矣，然则所存者惟教主纪元一义而已。然诸教竞争，各尊其教，谁肯俯就？人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数胜少数论也。

　　若今日耶元之国，至大至盛矣，然十九世、二十世等字，终非孔、佛、婆、回之教之人所甘愿。且新理日出、旧教日灭，诸教主既难统一全地，或当各有见废之一日，大劫难挽，亦与国王略同，但少有久暂之殊耳。然则君师、国祖之纪元并废，或以诸教主并列配天而独尊上帝，则以奉天纪年可也。然吾谓奉天太尊，欲为大同世之纪元，即以大同纪年为最可。地既同矣，国既同矣，种既同矣，政治、风俗、礼教、法律、度量、权衡、语言、文字无一不同，然则不以大同纪元而以何哉？吾敢断言之曰：来者万年，必以大同纪年，虽万国之文字有殊，而义必不能外之也。否则以奉天纪元，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义之宜也。

　　以大同纪年，将何时讬始乎？是难言也。盖合国、合种、合教以至无种、无国、无教，相去绵远，以干数百年计，何时乃能行大同之实乎？将谓自公国立之年乎？则强国尚多，未大服从者，如德之联邦立法，而邮政、关税，巴威尚自收之，是虽立大同纪元而终未尽从也。将至国、种、教俱合一之年乎？则大势所趋，人心咸定于一，如潮之奔，如湍之激，岂能久待乎？今日大地既通，大同之说必日盛，可断言也。今欧洲久以教主纪年，中国人亦多有以孔子与君主并称者矣。既因现时通俗之便宜，又顺将来大势所必趋，莫若以教主与大同并纪元焉。则直于当今纪用大同，以便人心趋向，以便复元易算，而与通俗无碍，岂不一举而三善备哉！

　　诸国竞争，小国日灭，并于大同，近者万国同盟之事日多矣，可于今预祝之预期之矣。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其莫如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为大同元年托始之正月朔日。

　　其自兹以往，顺十、百、千、万年而顺数之，其自此以前，逆一、十、百、千、万以前而逆推之，于欧洲之史，皆不待大算而改之，其各国之史记，则如考中西历比对等耳。其庚子春分至冬至三游之事，纪年稍难，则注明之，如汉武时十月历改为正月历，唐代宗时四月历改为正月历，日本由正月历改为十一月历亦同耳。中间超辰加注，自可不误，何得过虑哉！自此日趋大同，合大地之人，考览自便，其省脑力、便记诵、鼓人心、导太平之功，岂少也哉！

　　大同之进化不一，而自集议联邦之始至于大同太平之时，更变甚多，不能一律。今以三世表而分之，政体虽多，略不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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