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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2)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划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但是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到什么。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面前,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办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唯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是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住村东,我们即住村西;友军住城中,我们即住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情形眼红。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了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因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意、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原也是军队的通病。但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

  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唯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状,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见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马鸿逵一部原不大整齐,初加训练时,官兵甚以为苦,但两三月后,他们都习惯了,同时进步飞快,气象日见振作。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我们真是土匪队伍呀!”

  三翻四覆诚恳地说着,满面眼泪和汗水交流,到后来索性掩面大哭起来。我看他如此激动,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十六校共有员生八千余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后来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于战史一门有特殊心得,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先生来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刘、熊二位在我处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虑。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当时军事形势,大略如下: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

  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唯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某方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拐子占据凤翔、兴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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