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郑州会师前后

第三十七章郑州会师前后(1)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忘。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得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

　　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先生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他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先生说得踌躇起来。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盩厔和鄠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什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这种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掉为这类事彼此冲突。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革命军队没有饭吃，难道让他们饿死？就是你们不管他们死活，你们也不能任意杀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做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做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而所谈婚事，又只是自夸如何诋骂父母，如何反对丈夫，如何脱离家庭和离婚的一套。他们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轻女学生，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当讲话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讲堂，甚至低着头，掩着口，嘻嘻哈哈，种种态度，都使听众不能发生敬重之心。听众往往弄得不耐烦，对之摇头瞪眼。

　　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我觉得她们过于幼稚，怕以后弄不出好结果，所以讲了几次之后，即令停止。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应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革命重要多了。这除主观的努力而外，社会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标语之中，嚷得最热闹的就是“打倒贤妻良母”的一条。一日王铁老到街上走，看见此条标语，觉得奇怪，回来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也不懂。”在那时，王铁老固然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但我不见她们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见她们庄庄重重地读书、讨论问题，更没有见过她们拿枪打靶，到医院去照应伤兵。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想她们所企求的，也许是说妇女不仅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除做贤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与男子共同担当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她们的标语应该写“妇女们到军队里去！”“妇女到工厂去！”“妇女到政府机关去！”等等之类，而不应当提出“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使一般人以为他们主张妻不应贤、母不应良，她们所拥护的倒是“恶妻坏母”的主义。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们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否则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实干实做的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唱高调，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两脚踏地，吃苦耐劳，坚毅不拔地奋斗。若只是飘在云彩里，一任自己好恶，胡思乱想，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时的前进妇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我说的这些话，当时自然不能使她们听着入耳。

　　但把话说回来，上述种种错误与幼稚的行为，固然无可否认，但在当时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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