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阁网 > 冯玉祥 > 我的生活 | 上页 下页
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1)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忘。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得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

  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先生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他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先生说得踌躇起来。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盩厔和鄠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什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这种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掉为这类事彼此冲突。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革命军队没有饭吃,难道让他们饿死?就是你们不管他们死活,你们也不能任意杀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做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做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而所谈婚事,又只是自夸如何诋骂父母,如何反对丈夫,如何脱离家庭和离婚的一套。他们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轻女学生,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当讲话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讲堂,甚至低着头,掩着口,嘻嘻哈哈,种种态度,都使听众不能发生敬重之心。听众往往弄得不耐烦,对之摇头瞪眼。

  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我觉得她们过于幼稚,怕以后弄不出好结果,所以讲了几次之后,即令停止。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应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革命重要多了。这除主观的努力而外,社会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标语之中,嚷得最热闹的就是“打倒贤妻良母”的一条。一日王铁老到街上走,看见此条标语,觉得奇怪,回来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也不懂。”在那时,王铁老固然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但我不见她们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见她们庄庄重重地读书、讨论问题,更没有见过她们拿枪打靶,到医院去照应伤兵。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想她们所企求的,也许是说妇女不仅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除做贤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与男子共同担当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她们的标语应该写“妇女们到军队里去!”“妇女到工厂去!”“妇女到政府机关去!”等等之类,而不应当提出“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使一般人以为他们主张妻不应贤、母不应良,她们所拥护的倒是“恶妻坏母”的主义。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们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否则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实干实做的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唱高调,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两脚踏地,吃苦耐劳,坚毅不拔地奋斗。若只是飘在云彩里,一任自己好恶,胡思乱想,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时的前进妇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我说的这些话,当时自然不能使她们听着入耳。

  但把话说回来,上述种种错误与幼稚的行为,固然无可否认,但在当时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虚阁网(Xuges.com)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