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三章赴俄途中

第三十三章赴俄途中(1)

　　在平地泉，我把出国手续办好，一切应办之事，都准备妥帖，动身的时候，石筱山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他们对于我的远远离去，都十分难过，以为怎么如此匆促，说走就走呢？我说：

　　“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斧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从平地泉出发，走的是张家口到库伦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庄；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庄。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株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过戈壁沙漠，车行极是舒坦，途中常见一种野羊，活泼肥大，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别地从未见过。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这一带没有房屋，所见唯有一种帐篷，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头，挂以红布，蒙古语名为“乌数”，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祇。因为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简单地供奉之。快到库伦的时候，经过汗山，想来大约即是可汗之汗。这一座山长约四十里，高约六七里。山上生满蓊郁苍翠的树木，都是几搂粗的大树。我看见这里忽然有这么多的大树，觉得很奇怪，就向当地百姓探问缘故。据云，昔康熙亲征蒙古，有一次打了败仗，就到这山上的树林里藏着，等候援兵。

　　后来援兵来到，击败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为要纪念这段史迹，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万两，专门请他保护这山上的林木，不许百姓砍伐。数百年来相沿成习，树木迄无损害，所以才有今日的这种样儿。可见并不是这一带的气候土质不能长树，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还是人事的关系。漠北这一带，历代以来，都是战场。史记载，汉高祖困于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汉晋宋至元以迄明清，无代不于此间有杀伐之事。居民死于战祸，房也烧光，树也伐尽，又加百姓对树木不知保护，不知种植，树木自然有绝迹之势了。所以我说漠北少树，还是人祸使然，和气候土壤没有多少相干。过汗山时，见山上冒烟，知是树林着火。据说，这火往往经年不灭，因为一种迷信的关系，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座树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离库伦还有几十里路，即遇蒙古国民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我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到库伦城内，被招待住在他们蒙古政府所预备的一所房子里。那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洋房，装有地板和壁炉。那壁炉是用厚灰泥涂成，烧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为“柈子”。室内阳光充足，温度也很适宜。

　　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现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国民党之手。我居留库伦的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有一次他们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我去参加。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唯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饮食卑宫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

　　政府对于建设，此时已颇有成绩。只就房屋一项而论，满清统治了蒙古数百年，除了建筑几座愚民的工具—庙宇，便是一些窄狭黑暗的土房，此外再无建设可言。蒙古国民党当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为平民建筑了够用的整齐木房，平时可供舒适地居住，有事时又可用作人民的会场。

　　此时他们已经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而实行独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长此分裂，殊可惋惜。我问他们的独立是否可以取消，他们回答是独立可以取消，但须中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后来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个车站上，遇到一个赴俄参观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足见蒙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国政治未上轨道，不足以获得蒙藏人民的信赖，却是个主要的内在因素。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和勉励。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

　　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唯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听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就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库伦附近的大庙，我都曾参观过。活佛的宫里那时出卖各项东西。我买了两个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个价只一元。宫里每个屋子都污秽凌乱，处处表现着愚民害民的作风，无半点知识可言，无半点新气象可言。座前有一种特为朝拜者设备的磕头的板垫，前高后低。磕头时突然地向地一扑，站起来，又突然一扑，大约是五体投地的意思。我觉得如此做体操，于身体倒有些益处。又有“转经藏”玄虚妄诞，更为可笑。

　　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中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我们中国凡事都讲中庸，谈改革亦是因循迁就，结果变成妥协，谋国者慎重考虑以将事，不愿过于急进致引起旧社会之反感。这种苦心，我们自当体谅。但是为使旧势力安定，而致社会上之垃杂污秽一仍其旧，则青年主人们必以为谋国者无改革之心，新的中国将永无出现之日。这是失策的，此种权衡，却万不可大意。清汤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庙，其余一切佛道寺庙一概废除，这种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见。我国自革命以来只有广西还做出不坏的成绩，其余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言求学之道如炖肉然，一上来当以猛火烧之，基础立后，再以细火慢慢地烧，我以为谈改革、谈革命，亦是同样的道理。那时是民国十四年，此十余年间，蒙古的情形想必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军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征兵制，现役兵当时有步兵两旅，骑兵四旅，军械崭新，服装整齐，与俄军大致相同。聘有俄国顾问，训练时从旁指导。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在每个士兵头脑里都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其步法缓慢庄重，亦殊足表现蒙古人的精神。那时的陆军部长是一位旧王公，有一位将军则为新国民党。我住处的岗兵皆蒙古青年，与之谈话，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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