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3)

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3)

　　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须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这是一点，再则外商仗着洋威，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是翻了过来：华商的货物先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我以为此事办得最为合理。因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巵。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说：

　　“最近我有几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和我谈起来，总说日本简直是个妓女国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几个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并且还和你家中人熟识，他也见过你母亲，说你母亲长得很好看，和窑姐儿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补上说，“你母亲现在和妓女完全一样，虽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说了这几句话，翻译却不肯照译，说：“这不得罪人吗？”我说：“他有意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就怕得罪了他吗？何况我们不是为自己得罪他，我们是为国家得罪他，我们也不是愿意得罪他，实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难安。”

　　终于逼着翻译照着译了。那武官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说赐儿山和高丽一样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还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人此语未免太过。我说：“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得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冑云云。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金圣叹批道：‘对奴骂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侮辱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么？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地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骂一顿，骂得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我说：“你们说的这话真是特别得很！他只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骂也没有你们嘴多，打也没有你们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们担当。为什么白白地受他一场骂，丧自己的颜面，辱国家体统呢？现在你们要赶快回去，还骂他一顿回来，否则你们没脸子来见我！”

　　他二人听我如此说，果然回转去，骂了那荒唐领事一顿，那领事也只好瞪着眼，没有办法。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这位日本领事因为驻在张家口，和我们少不得常有来往。他使唤他女人如畜生，常和我说他的女人很会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来，唱歌给我们听。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种种卑贱神态，完全和奴隶一样，真令人看着难过！“爹千斤，妈二两”，日本女子受男子这样的压迫与蹂躏，我看他们文化比起中国来，差得太远了，这简直是野蛮国家的现象。我常常可怜日本女子，想着他们何时才能脱离男子的压迫，跳出奴隶的地位，享受人的权利呢？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当残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惨案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向他说道：

　　“古先生你再说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咱们说一句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拿着枪向中国徒手工人学生胡乱射击，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说：“他们都是乱党，开枪是对的！”

　　我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错在胳膊窝？”说着，我就拉开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几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间来，你再说一次！”于是我就沉下脸，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你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我被你骗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实倒是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走狗！”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他。

　　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恶，泯灭天良是一回事，但我们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能日新又新地往前进取，求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在张家口住着一个名叫梅顺生的德国人，他原是汽车司机出身，因会做生意，赚了钱，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生了五个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张家口置了产业，大规模地经营园艺。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常听人说京北如张家口一带，因气候苦寒，种菜种瓜都不能肥大。这话听来似乎有理，所以我颇不置疑。但我这次在梅顺生家里所见的情形，却使我大为惊异。他种的菜和瓜，不但并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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