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2)

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2)

　　记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看我，他和我详谈政党政治的道理。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故我不揣谫陋，老实说出我的意见。我说：“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

　　于先生不和我驳辩，只笑着说：“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这以前，在天台山时，有一次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来看我，谈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也提出了质问。我说：“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时的知识有多高？连帝国主义名词的概念尚不懂得！当时吴、汪二位都对我掩口而笑，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①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随来随去，没有拘束。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做任江，曾参加欧战。同时又在我们干部中选派了数十个学生赴俄留学，此时鲍、加二位与中山先生也来往颇密，这自然是因为中山先生主张并倡导三大政策的缘故。

　　【①陈友仁（1875-1944）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美洲牙买加岛华侨家庭。早年在英国读书，并在伦敦做律师。1913年回国，任北京英文《京报》总编辑，曾被袁世凯逮捕。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孙逝世后，在北京创办英文《民报》。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赴欧游历。1932年，又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因主张抗战，被迫去职。1934年，参加由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赴法，1937年后闲居香港。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被拘捕，强迫移居上海。1944年病逝。】

　　这时由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渐渐地加重了。当时我离开北京到张家口时是通电辞职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请李德全带着我的亲笔信约汪兆铭太太陈璧君去谒见。这时中山先生送给我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我便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在教导团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们听，使彼此都能获益。此外，我也经常规定时间召集重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挨着读。对中山先生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的有系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

　　当时我们全体官兵那一种欢欣鼓舞、兴奋难制的情形，实非笔墨所可形容的。此时我自承已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的信徒，全体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官兵们无不震痛。国民军全体皆缠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长以至目兵伙夫，皆无例外，又通令各部队，以三民主义为官兵必修之课，以加紧收灌输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鹿钟鳞，说国民军部队，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云云，故关于丧事一切保护守卫之事，皆鹿负责率部照料。有一次，孙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国民党朋友来到张家口，我特设宴欢迎他们。在致辞的时候，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地落下。过后朋友都很诧异地说：

　　“冯先生和中山先生并未见过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确，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陨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当时淫佚骄奢殃民祸国的北洋军阀集团中，他竟能深刻地认识了坚强挺立的我，累次派人来，送信来，予我以种种的指导和鼓励。尤其一次专派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同意，并叫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感与特别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一代的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张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远。外蒙国民党也常派人到张家口来看我。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先生和他们的陆军部长都曾来我处访谈过。有一次，我和他们说，外蒙古长久独立着，和中国不生关系，恐怕总是不好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计，为蒙族自身计，我以为应该早日取消独立，归复祖国。他们反问我道：

　　“你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满意呢？”

　　我说：“那当然不满意！”

　　接着，他们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就不满意，我们怎么愿意拥护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气象，我们自然自动地取消独立。我们取消独立的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约！”

　　这以前在南苑的时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这时班禅到了北京。内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来北京去参见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两千也有。每一批经过张家口，我都预备车辆护送。蒙古的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的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和清末时如那次我在朝阳所见的情形没有两样。我看了这种情形，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中华民国领域内的一个怪现象，正像溥仪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样。当时曾向段执政拍去一通长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与他本人的权力毫无关系，自然未蒙采纳。

　　自首都革命而后，强顽的直系军阀势力被摧毁，同时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汹涌澎湃起来了。全国一尤其觉醒了的中下层社会，无形在久压之下慢慢抬起头来。一时民众运动空前的活跃，全国民气空前的高涨。到这年一民国十四年，划时代的五卅惨案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回帝国主义者赤裸裸地显露了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把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众残酷地加以屠杀。这暴行，引起了全国民众不可遏制的愤怒，促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醒，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各业商人也一律实行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到处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

　　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曾有一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徒，吁请他们主持正义，予中国民众以援助。因为我知道大多数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们的。一面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以与全国的反帝运动相应和。同时更成立了干部学校，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以收容那些因参加此次运动而被学校（尤其基督教会学校）开除的大中学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后来资送到英美德俄各国留学的很多；也有送入陆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诣，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的这些举动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者鹰犬的军阀们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于张家口的活动十分注意，对我尤极仇视，竭力造作种种谣言，挑拨离间，企图予我们以打击。为要使社会不致受愚，并宣传革命的理论，我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与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小子，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后来民国十七年我到了南京，这小子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有脸来见我吗？”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读书人的脸丢完了！”我恨恨地说。

　　他却微笑着，满不在乎，完全是那种无恐的浪人神气。我本想多教训他几句，又觉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经管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都很高大雄壮。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以往中国官厅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向居重要位置，但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秘密告发。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这回所没收的羊，肉皆给士兵们吃了，皮则全数制为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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