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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 二(2)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吗?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主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予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

  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地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府,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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