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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1)


  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的口号,高唱入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

  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往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得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有,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夫子,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于是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膊也压坏了。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这样地走了几天,走得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必还记得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比吃苦。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

  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地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

  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舍了。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得好,此等处必须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

  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

  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唯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得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照顾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

  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地吃亏。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二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重量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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