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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山东道上(2)


  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旋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

  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达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地亲热,谈的话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可现在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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