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十章山东道上(2)

第十章山东道上(2)

　　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旋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

　　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达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地亲热，谈的话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可现在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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