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2)

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2)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起身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可是听说她这次从河南至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见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叉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地想着。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身体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坐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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