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章入伍前后(2)

第三章入伍前后(2)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

　　进了城，队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愤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去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抢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

　　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予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嫉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张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

　　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南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

　　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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