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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伍前后(2)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

  进了城,队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愤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去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抢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

  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予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嫉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张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

  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南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

  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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