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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伍前后(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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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脩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返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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