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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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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在辛亥革命前著过什么书，我们还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一部《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题“古越蔡郕著述，邵希雍评校”。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人，是蔡东藩的好友。蔡在此书自序中说：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予语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烦，不遑赓续，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当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咿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况。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谊，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问世了。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骚，聊以自慰。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记得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这种低廉的稿费，替会文堂换来了大量的财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铅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没有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于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无视，实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这位给我们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应该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编制体例 《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岗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集于一身。 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纷繁，要写成一部联贯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像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贯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数。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多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记载一样，是站在统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1040回、500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解释名词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词下都注明是哪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鉴》的旧例，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 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这种注分量比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 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分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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