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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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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三十七岁 仍在商报馆及通商银行两处任事。 一月一日商报出版满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是时商报本外埠之销数共约一万二千份,然上海之读者尤多。报馆经济始终困难,欠薪常三个月以上,有时纸张亦不继,穷困异常,然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余与营业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机器房工头余君亦罄其余囊二十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辞经理,方椒伯、乌崖琴两君来任经协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馆,乌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乐引去,公展亦渐不安,余苦心调剂之,然终觉前途渐黯澹矣。 春间邵力子先生衔党命自广州来沪,约上海报界宴会,说明革命局势,并携蒋总司令亲签之小影赠余,谓时公对君极慕重也。〔此或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八月八日〔阴历七月初二〕六儿积明生。十日起余忽觉恶寒恶热,热度渐高,延医诊察,断为伤寒,有时谵语不绝,允默忧甚,虽在产月,而强起调护,辛劳备至,两星期后,热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养两月,始恢复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报为最多事时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独支全局已甚辛苦,会北伐军克武汉,乡构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引起董事会中谢衡牕、林孟垂诸君之惊恐,谓本报何能开罪吴子玉,言于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谓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则不可知,乃派叶伯允君往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公展怫然不悦,余病中闻之,力言一切余可负责,即欲派人,须余病愈面商,此时任何人入编缉部,必有害无益,设竟解体,余不任咎也。董事会乃不复干涉,然公展之能力,为同业所钦重,申报史君遂乘间延揽,及余销假,除展即翩然去职,改入申报任事焉。 病中为五弟筹措学费遣之留学法国。除贷借于亲友外,余凑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报勉支残局,要闻由胡君仲持主编,商业由冯君柳堂主持,然两潘先后引去,余若以一足承全鼎,抚今念昔,怅怅不怡。是时有一事足使余感奋者,则叶誉虎君在北京闻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药饵资,且道相念之深,叶君去年至沪会约余相见,且谓沪上友人曰: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傅筱庵君常为余述之以为荣,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顾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 是年年终,乘报馆休刋之便,约潘君公展同游南昌。北伐军克服颚境后,彼中友人屡有寄语,盼余及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视察,兼可晤党中诸先进,某君并传述蒋公盼余等相见之意。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诸人与孙馨远关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困。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输赴赣。临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犹诡称为我家修水公和典铺事而往,傅君谓君不必隐讳,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别,请赠余以言。余谓“局势变化日剧,君宜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傅君虽诺诺而未能全纳余之劝告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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