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三十六岁

　　仍任商队馆事。继续担任通商银行职务，每日十一时到办公室，下午五时退，即至报馆搜集材料，不常归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时后始归，诸儿女虽在沪，与余接触之机会甚鲜。

　　国闻周报社胡政之君来函约余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薪金五十元。闻声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锟被逐，段氏入为执政，北京政局一时颇有澄清之象，商报以主张去曹竟得贯澈，同人均感兴奋，对执政府之措施，时时着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骘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报着论哀悼，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余次日着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为五弟成婚，以福康里楼下前厢为新夫妇之居室，居约两月，九弟别赁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务头目爱佛生发令开枪击毙南京路游行群众学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学界界均哗然，罢市罢学罢工风潮，日益扩大，商报每日撰论，指导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义，应拒绝接受赔偿金，许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万五千元之支票。盖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云。

　　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向导周刋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于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志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澈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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