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52)_刘子超

五二

　　六年前，我也来过这里。那天的天气出奇温暖，我坐在露天茶馆的木榻上，感受到中亚旅行中久违的惬意。那些泡茶馆的“死硬派”大都会带上自家的茶壶。他们一大早过来，一直待到傍晚，就像准点的上班族。

　　我记得，其中一位老人面容庄严，穿着苏联的军服，上面挂满奖章。在玛利亚的帮助下，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参加了对德军的反攻。

　　“我属于朱可夫将军的部队。”他说，已经黯淡的瞳仁突然闪烁出光芒。

　　这一次，仍然有一些老人坐在那里喝茶。他们穿着大一号的灰色西装，戴着方角小帽。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还有两个人在下双陆棋。但是，与六年前相比，人明显少了很多，那位穿军服的老人也已不在其中。

　　附近的一家纪念品摊位，贩卖苏联时代的遗物：军帽、皮带、硬币、望远镜、军用水壶……货架上挂着几件落土的旧军服，上面全都挂满奖章。那位老人是否还健在？他的军服，连同那些奖章，是否最终也会挂在这里，成为无人问津的商品？在这里，苏联纪念物是如此之多，而且便宜得惊人。谁又能想到它们曾是一代人的荣誉和骄傲？是那些人用生命加以守护的珍宝？

　　这时，纳迪尔·迪万别基经学院门前，迎来了这天第一批拍摄婚纱照的情侣。他们在经学院的拱门前相拥而立，伊斯兰的繁复图案成为幸福时刻的背景。拍照完毕后，他们径直绕过茶馆，走到一家卖咖啡的店铺前，每人要了一杯拿铁。我搜寻着记忆——是的，六年前，这里也没有咖啡店。

　　仿佛为了安慰一个旧地重游的旅行者，我发现纳斯尔丁的骑驴雕像还在那里。纳斯尔丁是苏菲派的智者，在中国则被称为“阿凡提”。很多民族都认为纳斯尔丁属于自己，布哈拉人就认为纳斯尔丁生活在布哈拉。苏联电影的奠基人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也拍摄过《纳斯尔丁在布哈拉》的电影。

　　实际上，纳斯尔丁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他生前游走过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他之所以为人铭记，除了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被传曾反抗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我发现，从阿拉伯到中国，那些流传着纳斯尔丁故事的国家，不少都遭受过蒙古人的侵袭。

　　§3

　　成吉思汗当然也荡平过布哈拉。这座古城已经罕有更古老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是卡隆宣礼塔，四十七米高，“卡隆”在塔吉克语中意为“伟大”。成吉思汗摧毁了同名的清真寺，却被这座宣礼塔的高度震慑。据说，他一生征战，没有遇到过任何建筑物，能让他向后弯腰仰视——宣礼塔因此得以幸存。

　　我徘徊在宣礼塔的下方，发现塔身上的马赛克早已脱落，而蜂蜜色的砖石几近完好。后来，埃米尔禁止当地人登上宣礼塔，以防他们偷窥附近庭院里的女眷。只有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才能爬上一百零五级台阶，享受片刻登顶的殊荣。然后，他们就会被一把推下去。

　　六年前，我曾贿赂了守门人，登上宣礼塔，俯瞰整个布哈拉。然而这一次，登塔行为已被严格禁止。宣礼塔周围布上了围栏，守门人不见踪影。我只能徒劳地走几圈，仰慕着旁边的清真寺和对面的经学院。它们是整个布哈拉最美妙的建筑：绿松石色的穹顶，在阳光下散发光芒；雕刻精美的拱门，让人想到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

　　经学院仍在使用，有将近两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以便日后成为毛拉。我跟随一个戴着学生帽的男孩，从清真寺走出来，穿过广场，走向经学院。他突然回头告诉我，经学院不对游客开放。

　　我问他在经学院学什么。

　　“阿拉伯语。”

　　“数学和历史呢？”

　　“不，这里只教阿拉伯语。”他一边走一边说，“还有《古兰经》。”

　　他警惕地钻进经学院，然后把门关上。透过短暂打开的门缝，我看到庭院里装饰着精美绝伦的马赛克。

　　1925年后，经学院关闭了二十一年。作为战俘流落中亚的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斯特，在他的《独自穿过禁地》一书中写到经学院当时的样子：他走进一位毛拉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用乌兹别克语写着几个红色大字——“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比经学院更加衰落的是布哈拉的巴扎。曾几何时，布哈拉的巴扎是这座城市的心脏，也是整个中亚的骄傲。那时，巴扎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清晨到黄昏，数不清的骆驼和毛驴驮着高高的货物，穿过人群。货摊一家挨着一家，从马鞍、皮毛到烟草、香料，无所不有。塔吉克商人穿着宽大的长袍，一切讨价还价全在袖子里完成。小伙计托着茶盘飞跑，烤肉的香气四下弥漫，铁匠的打铁声在圆顶之间回荡。

　　商人们来自波斯、印度、阿富汗。18世纪，土库曼部落开始将活捉到的俄罗斯奴隶贩卖到这里。鼎盛时期，布哈拉有数千名基督徒奴隶，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解救这些奴隶，成为俄国进军中亚的最好借口。

　　今天，布哈拉的五座穹顶巴扎还保留着三座，然而它们都变成了萧条的纪念品市场。因为实行游客价格，这里几乎不再有当地人购物。店主们无聊地坐在摊位后面，打发着时光。他们贩卖的商品——哪怕是布哈拉人戴的羊皮帽子，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游客对丝绸之路的幻想。

　　布哈拉曾以枣红色的手工地毯闻名，现在却都由机器制作。摊开一张地毯，灰尘四下飞舞，价格也高得离谱。走进一家卖木偶的店铺，我发现木偶全都以美元标价。一个木头的阿凡提木偶竟然要价一百美元。

　　“如果你买两个，可以打折。”店主说。

　　在帽子市场，我经过一个贩卖CD的大叔。他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着皮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六年前，他也穿着这身行头，站在这里，弹着冬不拉，然后告诉我，CD里的乐曲全是他的创作。

　　“十五岁开始，我跟随父亲学习冬不拉。音乐伴随我度过了灰暗的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通货膨胀让人几乎无法生活，但因为有了冬不拉，有了音乐，我终于熬了过来。”他倾诉着。

　　“我用所有的积蓄，录制了这张CD，里面收录的歌曲全是塔吉克民谣，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的创作。”他拿起冬不拉，演奏起来。那如泣如诉的声音，让当年的我深深感动。

　　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只是眼角间出现了几道淡淡的鱼尾纹。他推销的口吻和故事也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他十五岁开始学琴，他在苏联时代的遭遇，他如何靠音乐的力量活了下来，他如何录制了这张CD……

　　然后，他拿起冬不拉，开始演奏。我站在那里，感觉六年前的记忆和如今的场景如雪片般飞舞着，渐渐重叠。

　　“要不要买一张CD？”

　　“我买过了，六年前。”

　　他讥讽地看着我，勉强点点头，大概觉得我的借口过于拙劣了。

　　暮色让街巷安静下来，不多的游客开始散去。大叔收起他的CD，哗的一声拉下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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