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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布哈拉的博弈与离散

  §1

  从夏伊辛达出来,我吃过简单的晚饭,然后去了一家兼做酒吧的咖啡馆。吧台上只坐着两三个人,卡座里还有两对窃窃私语的情侣。女招待留着朋克头,穿着黑色T恤,露出小臂上的纹身。我点了一杯啤酒,问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跳舞。她想了想,拿出纸笔,为我画了一张简易地图。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英国男人。他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一周了。和我一样,他的下一站是布哈拉。他想看看那座著名的绿洲城市。1842年,两位英国军官在布哈拉被残酷虐杀(虐待和行刑的过程都相当匪夷所思),成为“大博弈”时代的注脚。在英国,此事的轰动效应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布哈拉因此成为“野蛮”和“暴政”的代名词。

  “实话跟你说,至今想起那段历史,我仍然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毛。”英国人说,“在其他地方,我会想去找点乐子。在这里,能喝上一杯啤酒就已经满足。”

  我打了一辆黑车,去了女招待推荐的舞厅。相比塔什干,撒马尔罕的舞厅保守很多。这里没有舞女,只有一杯杯喝着伏特加的年轻人,舞池中扭动的男女衣着相当平常。

  然而,一旦发现有外国人混入,他们就围了过来。我很快被邀请喝一杯伏特加。当我一饮而尽后,更多的伏特加就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

  很快,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舞池中央。一个大胆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扭动着屁股,周围响起一片兴奋的口哨声。我又被拉回到桌边继续喝伏特加。如今,那东西喝起来就像白开水。我们一杯杯地喝着伏特加,直到准备离开。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乌兹别克人要开车送我回旅馆。此前,我们俩干了不少次杯。我想,还是不坐他的车为妙。可是他看上去很清醒,而且态度颇为坚决。我们走出舞厅,撒马尔罕的夜色如水。我坐上他的破拉达,飞驰在早已空无一人的街上。我最后的记忆是,我们在旅馆门口互相握手,称兄道弟,感到中乌友谊又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二天,我坐在经沙赫里萨布兹、前往布哈拉的车上,回忆着昨夜的情景。酒精就像老鼠,把后来的记忆啃得模模糊糊。透过窗户,我看到荒凉的城镇,人们的面孔也变得模糊。

  沙赫里萨布兹是帖木儿的故乡,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帖木儿夏宫的残破拱门。人们原本可以顺着楼梯登上拱门,但是太多年轻人选择在这里自杀,楼梯已经禁止攀登。

  我在一家叫“上海”的餐厅吃午饭,点了“上海炒肉”。炒肉很不上海,我想老板可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贾拉拉巴德。那里靠近乌兹别克,有一个区域就叫“上海”。

  老板笑眯眯地走过来。他是一个身材胖大、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他告诉我,餐厅之所以叫“上海”,是因为他真的去过一次中国上海,并深感那里的美妙。他一回来就开了这家餐厅。除了经营常规的乌兹别克风味,也做兼具“上海风情”的小炒肉。我环顾四周,发现这家餐厅的生意竟然不错,而且不乏年轻男女。在帖木儿的故乡,上海也像纽约一样,成为一种浪漫想象。

  离开沙赫里萨布兹,面包车穿行在近乎白色的沙漠中。我不时看到运送棉花和巨石的卡车,蹒跚地行驶在荒僻的公路上。我闭上眼睛,倾听引擎转动的声音。等我睁开眼睛,周围依旧荒凉。除了一条破碎的公路,看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参照物。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惊叹于当地人的本领:他们依靠沙漠上空的星星指路,如同大海上的水手。

  正是这无边无际的沙漠,阻隔了布哈拉,成为最难逾越的屏障。1554年,阿斯特拉罕王朝被俄国人吞并,其王室成员逃至布哈拉汗国,后来统治了这里。此时丝绸之路已经绝迹,逊尼派的布哈拉又与什叶派的波斯不睦,布哈拉由此陷入数个世纪的隔绝。其间有短暂的繁荣,也有政权的更迭,但在历史长河中就像几朵不起眼的浪花。更多的时候,布哈拉是残暴、衰落和奴隶市场的代名词。然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轻易占领这里。俄国也仅仅是将布哈拉变为自己的保护国。

  朝着落日的方向,我进入布哈拉的新城。在火车站附近,我看到布哈拉最后一任埃米尔为沙皇兴建的宾馆(当时火车线路刚刚开通)。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很像四季酒店会用来改做奢华酒店的地方。然而,沙皇从没来过这里,西方资本也一样。苏联时代,这里被当作图书馆、学校、幼儿园,如今则是一片死寂。高大的栎树晃动着枝叶,成群的乌鸦在树梢间盘旋着,怪叫着,准备度过又一个夜晚。

  记忆中,六年前的布哈拉还有所谓的夜生活,如今却到处萧索。我问了司机几个我上次去过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都关门大吉。沙漠的气候也异常诡异,昨天还是二十五度,今天就骤降到五度。同车的一位旅客,显然受够了这一切,决定立刻结束旅行。但是,无论飞机票还是火车票,全都售罄——布哈拉依然给人困守一隅的印象。

  我住进城外一家现代化旅馆,但大堂昏暗,好像慢性电力不足。走廊里铺着传统的红色地毯,房间则是上世纪90年代风格,有种禁欲主义的朴素。我从吧台上翻出一袋包装可疑的花生,吃了。我拉开窗帘,发现布哈拉老城的剪影就像一幕古典话剧的布景。偶尔有破旧的汽车呼啸而过,引擎声回荡在暗夜上空。除此之外,布哈拉一片寂静。

  §2

  早上,我漫步在布哈拉迷宫般的小巷中。这座中世纪的老城,像活化石一样,至今有人居住。那些石灰色的房子,有的经过翻修,有的已经破败。紧紧关闭的雕花木门,像沉默不语的嘴巴,却偶尔从门缝中透出杯盘声和低语声。我不时看到一些穿着花色长袍,戴着头巾的女人,或是头戴羊皮帽子的男人。他们的五官难掩伊朗人种的特色,让我想起布哈拉其实也是一座塔吉克人口占多数的城市。

  然而,人们的身份认同是模糊而游移的。他们说塔吉克语,但与塔吉克斯坦无关。长久以来,布哈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这座城邦的基础上。他们是生活在布哈拉的,说塔吉克语的人——在斯大林划分民族与国界前,这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

  我偶然走进一座经学院,发现这里已经改为纪念品商店。一个漂亮、高挑的塔吉克女店主叫住我,让我看她卖的围巾。她长得很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显然,她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她一条条地拿下围巾,试戴给我看,从始至终注视着我的眼睛,完全没有一丝羞涩和做作。我站在那里,发现自己完全是在欣赏眼前的模特,而不是那些围巾。

  “你一定是塔吉克人。”我带着一丝恭维的口吻说。

  “不,我是乌兹别克人。”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在说塔吉克语。”

  “对,但我是乌兹别克人。”她打量着我,仿佛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里,”她用手比划着,“是乌兹别克斯坦。”

  显然,她说塔吉克语,但国籍上是乌兹别克人。显然,我知道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我们支离破碎的外语,都不足以把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掰扯清楚。

  于是,我以国际通用语言——美金——付款买了一条围巾,然后离开经学院。

  在一片水池边,我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这里是Lyabi-Haus,在塔吉克语中意为“池塘周边”。它的中心是一座蓄水池塘,建于1620年,曾经是布哈拉最主要的饮用水来源。

  在20世纪初的黑白照片中,这里充满世俗生活的喧闹。水池周围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人声鼎沸的露天茶馆。人们坐在木榻上聊天、下棋、发呆,茶馆的伙计穿梭其间,托着一壶壶刚沏好的绿茶。有钱人家会雇用专业挑水工,用巨大的羊皮水壶取水,然后驮到小毛驴的背上。然而,由于不能经常清洁,水池也成为瘟疫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布哈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二岁。

  如今,桑树依然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周围依旧是茶馆。苏联人清理了淤泥,重新注满水池,只是人们已经无需再在这里取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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