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28)_刘子超

二八

　　我告诉他，我正在看一本叫《死亡商人》的书。那本书讲了杜尚别最传奇的人物——维克多·布特。他是前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成为军火贩子。他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为非洲内战输送军火。他就在杜尚别的平民区长大，父亲是一名汽修工，母亲是一名簿记员。他靠听ABBA乐队的歌曲学会了英语，后来又掌握了七八门语言。我告诉幸运，我想感受一下布特成长的氛围。

　　幸运不太理解我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想跟外国人泡在一起，缓解“被困在这里”的焦虑。他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去哪儿都行。

　　我们走到鲁达基大街上的公交站，等待中国赠送的巴士。可是，杜尚别正在推广公交车刷卡制度，没有卡的人就算交钱也不行。我们只好改坐可以付现金的黑车。在这里，公交运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黑车产业应运而生。每当这些黑车经过公交站时，司机就像拈花微笑的佛陀一样，比划一个数字手势。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打招呼。不过，幸运说，其实那手势是一个暗号，代表这辆黑车的行驶线路——与这个数字的公交车相同。

　　我们上了一辆黑车，奔向萨科瓦特巴扎。我发现，越往城市的外围走，杜尚别就越是显出不同的面貌。我所住的市中心，还有些高大、气派的建筑物，但现在整个天际线的规模都变小了。在鲁达基大街上，我还能看到一些在附近上班的人，穿着不错的衣服，但在这里，阶层开始向下移动。

　　有些路段在施工，柏油开绽，尘土飞扬。公园正在整修，大树被连根拔除，瘫倒在地。幸运说，杜尚别的新市长是总统的儿子。他有野心，有气魄。一些苏联时代的建筑已经拆除，准备为接下来的城市升级留出空间。不过现在，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端倪，整片区域在午后的烈日下光秃秃地暴露着。

　　在萨科瓦特巴扎后面的一条马路，我们下了车。周围都是走动的人群，穿着朴素的衣服。和我一样，他们也在闲逛，或者忙着一点小事。道路另一侧的树木挡住了一片苏联风格住宅区。阳台上晾晒着衣服，竖着白色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淡黄色的墙面已经开裂，有些地方补上了水泥，有些地方则暴露出砖头。我们路过巴扎外的一个小酒馆。所谓小酒馆，只是在墙上开了个洞。我和幸运还是决定在洞外坐坐，喝两杯西姆-西姆生啤。

　　环顾四周时我想：所以这就是维克多·布特成长的舞台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为一个国际军火贩子，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可思议。1991年，也就是苏联灭亡之年，布特开始创建自己的帝国。他狡黠地利用了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真空：当臃肿的苏联机队突然丧失供血，从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亚的杜尚别，数百架笨重的老安东诺夫和伊留申货机被遗弃在机场和军事基地，飞机的轮胎磨损，机架破旧，还用金属片和胶带打了补丁。利用格鲁乌的关系，布特弄到了这些飞机，权势人物则得到部分包机费用。布特搬到阿联酋的沙迦，创办了航空货运公司。很快，他就住进了一幢宽敞的海滨别墅。

　　他需要钱，热爱钱，也毫不掩饰。他往返于非洲、中东和前苏联辐射下的暧昧角落，将苏制武器运送到那些禁运的地方。他并不是隐形人，他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局限在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是如此封闭、停滞。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甚至不时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在《纽约时报杂志》的采访中，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在美国的通缉名单上成了仅次于奥萨马·本·拉登的人物。

　　布特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关系，倒是得益于他的杜尚别出身。塔吉克内战爆发后，一方是库洛布人、希萨尔人和苦盏人组成的“人民阵线”，另一方是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塔吉克联合反对派”。反对派率先攻占杜尚别，推翻政府，占领总统府和广播电视台。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军队的帮助下，“人民阵线”又逐步收复了失地。反对派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逃到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庇护。正是通过这些同胞的牵线，布特开始为阿富汗输送军火。

　　坐在小酒馆的外面，我不时看到有男人走过来，简单地说上一句什么。这时，老板就会有点紧张地从柜子下面拿出一瓶劣质伏特加，倒上一杯，递给对方，然后再把瓶子藏回去。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在脏兮兮的案板上切两片黄瓜、两片西红柿，撒上盐，再配上一段蔫头蔫脑的小葱——这就是给客人的免费下酒菜。那些男人全都用俄国人一口干的方式喝酒，喝完后就发会儿呆，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去。劣质伏特加一定灼烧着他们的口腔和食道，但或许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又有两个男人进来，怀里抱着黑皮包。当老板鬼鬼祟祟地倒了两杯酒后，他们没有喝，而是从黑皮包里掏出证件，在老板面前晃了晃。幸运说，他们是执法人员，来这里检查无证私售烈酒的行为。

　　两个男人转到柜台后面，把藏在底下的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一一取出。那些酒都是便宜的本地牌子，大都半空了。其中一个男人开始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随后老板交纳罚款。遭到没收的烈酒大概就归两个男人所有了。

　　一番洗劫后，两个男人夹着皮包，提着一袋酒瓶子走了。老板松了口气，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某种程度上，执法人员和小商贩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前者罚款，但不会置后者于死地。在交纳了“保护费”后，老板在下一次暗访前可以稍微放心地卖酒了。

　　我问老板是哪里人。

　　通过幸运的翻译，老板告诉我，他是盖尔姆人。

　　我提到内战，因为我知道盖尔姆是内战时被蹂躏最严重的地区。

　　老板神色惊讶，没想到我对内战还有所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心痛的记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理解的。

　　老板说，他的弟弟死于内战。

　　“他是反对派的士兵吗？”

　　“不，他是在街上被人打死的。”

　　“哪里？”

　　“就在这里，杜尚别。”

　　反对派控制首都时曾把库洛布人、乌兹别克人甚至俄罗斯人作为目标，而当“人民阵线”收复失地后，他们就以“大清洗”的方式发动报复，随意处死碰到的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

　　“你为什么来杜尚别？”

　　“这里能挣到钱。”

　　——他指的就是现在干的工作吗？

　　就在这条路前面不远处——那两个便衣执法人员刚才走过的地方——有穿着橘色背心的老人推着大型三轮车送货，有胳膊绑着绷带的男人捏着一罐能量饮料，有戴头巾的女人挎着篮子按根出售走私香烟。这一切都一览无遗：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希冀和期望强烈地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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