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32)_陈冲

三二

　　爷爷成长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动荡岁月，五四救亡运动在思想、文化、政治上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湘雅医学院学生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于六月三日和四日罢课游行。据《颜福庆传》描写，湘雅医学院作为中外合作机构，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惊险的场面。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并派遣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入湘作战，拉开了北伐的序幕。长沙城内人心浮动，一片混乱。

　　六月中下旬的一天，“长沙邻近地区，北伐军与湘军在激烈交战。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男女护校的全体学生，参加了长沙市学生大游行。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一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但是在决定学生联合会的下一步惩办行动时，会场秩序大乱。有的主张这种惩罚，有的主张另一种惩罚。群众运动像一个无头苍蝇，在宣泄之余，失去了理智，完全跟着情绪走。

　　混乱中，有人高喊：‘把长沙所有外国人抓起来！’

　　‘对头，把所有外国人抓起来，明天一早拉出去枪毙！’三五个人应和，变成了全体学生的一致意见。”

　　胡美在枪毙名单中首当其冲。“胡美与颜福庆和雅礼大学、雅礼中学的教务主任商量对策，随后向省政府求援。赵恒锡派来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部队，分成两组，通宵保卫外籍教员。在士兵保卫和家长配合下，这场危机暂时度过。”

　　在这极其戏剧性的背景下，我爷爷的哥哥陈文贵在校内地下党的支持下，当选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兄弟二人都全身心地投入这场反帝狂潮中。他们的游行、罢课和反教会运动发展到白热化以后，迫使湘雅医学院的权利被收归中方，外籍教员集体撤离，以致学校难以为继。

　　我见过一张湘雅医学院外籍教师撤离时拍的照片，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是在一场冬雨里，二十多个穿戴大衣帽子、打着雨伞的外国人，还有几个他们的孩子，仓皇地跨过铁轨拥向一辆已经拥挤的火车货车厢。

　　湘雅停办后，爷爷跟他哥哥一起参加了叶挺的部队。记得“文革”中奶奶爷爷家烧毁旧照片的时候，父亲交代我和哥哥，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必须说从来没有看见过爷爷穿军服的照片。但是父亲忘了交代我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们不能说家里烧过旧照片。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问，家里有没有烧掉过东西？哥哥以为烧掉“四旧”是一件好事，就回答说，烧过，在厨房前面烧过一脸盆，后院也烧过一脸盆。结果为奶奶爷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最近父亲又提到爷爷参加北伐的事情，我才知道叶挺部队的军服跟电影里国民党军服一模一样，“文革”中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抗日战争时期，爷爷是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主任。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轰炸，据不完整统计，九千多架日军飞机，在五年里轰炸了二百一十八次之多。《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记录：“飞机去了，人声喧浮起来，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忙乱地走着、跑着、叫着，悲痛凄凉的惨叫和失望无救的绝叫。此时，许多人已经像湖水一样把马路堵塞住了。一排排的房屋、高楼横倒下来，瓦片伴着飞灰，火焰燃烧着人类焦灼的骷髅。看到那些树木破碎的枝丫上，张挂着褴褛布片、血糜的肉块、破帽、断臂、花花绿绿的肚肠，天哪，这竟是人间的景象吗？”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建立十四个重伤医院。爷爷被派到第十二重伤医院——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任院长，奶奶任护士长。

　　曾家岩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其官员驻地，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有一次炸弹直接落在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滤器室等全部炸毁，好在爷爷奶奶和大部分同事已经转移到防空洞里，在那里继续工作。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负责从家里送饭去医院给日夜工作的爷爷和奶奶。父亲记得，爷爷锯下来的伤残胳膊、腿等，加上无法救活的人的尸体，每天要运走一卡车。我想这样的场景对年幼的父亲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父亲爱看“抗日神剧”，不管拍成什么样的他都看得津津乐道。我回家看他，能一起做的事情不多，就只好陪着他看神剧。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他曾未经父母的同意，考取了国民党的空军幼年学校，那是一所为抗战培养空军预备人才的学校。后来我奶奶托人花了钱，才把父亲的名字从录取名单里画掉。我问他为什么会去考飞行学校？他说因为恨日本人，想去炸死日本人。我突然悟到父亲每天坐在电视机前，是在“看死”他少年时代想炸死的日本鬼子。

　　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在一八九二年开办的，也是重庆的第一所医院。抗战时期的院长为锐朴牧师（B. CRape）。他的家信里有这样一段对大轰炸的记录：“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手术上，空袭之后我们甚至会通宵达旦地手术。四年来，我们一直在被日本人轰炸的残破建筑里工作，一切都很困难，效率也很低……我们决定修复被袭击后剩下的最好的建筑，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完成。它将提供一百五十张床位的服务能力，也会因此鼓舞我们的信念。”

　　父亲至今仍然记得锐朴牧师。大约十年前，父亲得了心脏病，在医院动手术装了起搏器，麻醉过后一醒过来他就嘟嘟囔囔地说，上帝终于还是来惩罚他犯的罪了。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复活节，锐朴牧师和他太太做了布玩具，染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鸡蛋，在节前的晚上藏到花园的树木花草间，待第二天早上请医院家属孩子们来寻觅。这是一个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是孩子们很期待的事情。但是父亲在夜里拿了一只大篮子把玩具和鸡蛋全偷走了。第二天孩子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父亲在一边偷乐。锐朴夫妇意识到有人恶作剧后，开始调查，最后父亲的罪行被揭发出来。锐朴牧师指着父亲说，陈医生的这个孩子是个坏孩子。

　　一九三九年我爷爷所在的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被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歌乐山，我母亲也跟随她的父母搬到歌乐山生活，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在某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也许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面对面走过。

　　我想起一首辛波斯卡的诗歌《一见钟情》。这首诗由克莱尔·卡瓦纳（Clare Cavanagh）和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Stanislaw Baranczak），从波兰文翻译成英文。辛波斯卡曾评论他们的翻译为“第二个原创”“罕见的奇迹”。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纪念父母的相遇。

　　他们彼此深信不疑
　　是瞬间的激情将他们连在了一起。
　　能如此确定真美好，
　　但不确定性更美好。
　　因之前从未遇见，他们肯定
　　互相之间什么都没有过。
　　但是那些街道，楼梯，走廊会怎么说，
　　也许一百万次了，他们曾擦肩而过？
　　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
　　在旋转门中面对面的那一刻？
　　或人群中那声喃喃的“对不起”？
　　或电话里那句干脆的“打错了”？
　　但是我知道答案。
　　不，他们不记得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会多么惊讶，
　　其实机缘早跟他们嬉戏了多年。
　　因成为他们命运的时刻还未到，
　　它把他们推拢来，扯开去，
　　再挡住他们的道，
　　然后又忍着笑
　　往路边一跳。
　　即使他们还无法看见，
　　迹象和信号早已出现。
　　也许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周二，
　　某片树叶
　　从一只肩上飘到了另一只肩？
　　丢了的什么东西，被另一个人拾到，
　　谁知道呢？说不定就是那只
　　消失在童年丛林中的皮球？
　　那些门铃和门把手，
　　一次触摸覆盖了另一次触摸。
　　还有那些被检查的行李箱，并肩站着。
　　某个夜晚，也许，同一个梦
　　在晨曦中变得朦胧。
　　毕竟，每个开始
　　都只是一部续集
　　记事簿
　　永远在一半开启。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