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31)_陈冲

三一

　　▼消失在童年丛林中的皮球

　　父亲在电话那头问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界口吗？那里的水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泥土色。他的口气眼巴巴的让我心痛。二〇二二年年底决定去重庆拍《忠犬八公》的时候，我是想好了要带父母一起重温一下他们的少儿时代，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可惜两个月后他们都住进了医院，也许九十岁的父亲没有机会再看到故乡。父亲接着说：“小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江里游泳，我不听，偷偷去，有时候还在石头底下摸到螃蟹。我们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也住在曾家岩，他在山顶上，我们在他下面一点。从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亲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他童年时代里最快乐的记忆吧。据父亲说，他读的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学校后面。

　　奶奶爷爷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好在我二嬢嬷那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她带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来。我从我堂弟那里得到两张父亲小时候在重庆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阶梯上拍的。

　　趁没有拍摄通告的一天，我和几个来重庆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寻找照片里的石阶。虽然原求精中学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学校还是同样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可惜整个曾家岩到处都在施工，我们四处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两段当年的阶梯。走在上面，我想象父亲在这里连蹦带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几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这些石头上。江边有一块两三层楼高的巨大岩石，不知在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边平直得像一堵墙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恋人寄语，还有一些精雕细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边有不少椭圆的自然洞，它们的下面被攀岩的人凿了几个搁脚的浅窝。虽然春风吹过还有些凉意，石边却有人正在脱衣服下水，还有人刚游完上岸，远处江里也有几个游水的人。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瞒着他妈妈到江里游泳的样子。也许他本来没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滩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但是每次来这里，他都感到江水的诱惑，似乎下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在等待着他去发现。也许这一次他终于无法抵挡这神秘的召唤，便脱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进去。冰凉的江水激起他一身鸡皮疙瘩，他停了停，然后继续往深处走去，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远，冲向下游，岸上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等他终于挣扎回岸时，发现已经离伙伴们好几十米远了，他爬出水面，凯旋一般跑向惊呆了的伙伴们。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也会这样把女儿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滚打。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当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蹒跚，神志恍惚。然而江水依旧，它永不迷失地朝着遥远的东海流淌，几万年如一日，将过去、此刻和未来连成一片。

　　据陈氏家谱和永川县志记载，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广填川期间，从湖南移民到重庆地区的。他们按政府规定圈地为家，开垦起因为常年战乱而荒无人烟的土地。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业开始发展。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布、盐、棉和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庆为纽带的商业贸易格局。父亲的曾祖父陈朝钰（1852—1906）决定改变世代务农的命运，十六岁时毅然离家到重庆一家花纱商号学做生意，学徒期满后选择了永川松溉经营起“源顺庆”商号。二〇一四年我随央视《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回到了重庆松溉老家。这个明清年代十分兴旺的江边古镇，随着公路、铁路的发达而衰落了。但也正因为衰落，那些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仍然保存着，“源顺庆”商号的大石匾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到了父亲的祖父陈海门（1880—1950）那一代，“源顺庆”已经是松溉的最大商号之一。我在永川档案馆堆积如山的线装手绘县志里读到，陈海门先后任镇商会会长、慈善会会长、精诚中学主任董事、东皇庙会会首等职务，活跃于家乡社会舞台，做了大量好事善举。陈海门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认识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贵来自知识和教养，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曾祖父陈海门把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妹妹都送到最好的学校，爷爷陈文镜十八岁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湖南湘雅医学院。

　　我在戏里的角色需要讲重庆话，那是父亲的母语，也是陈家祖祖辈辈的母语。学习台词的时候，我耳边会出现小时候在奶奶爷爷家听到的常用词，让我想到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爷爷的身世毫无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非常重视食物，最爱吃的东西是烤鸭屁股。小时候，礼拜天是去奶奶爷爷家的日子。在物资匮乏的生活里，那里丰盛的午餐总是令我无比期待。他们厨房边小厕所的墙壁是黑炭的颜色，那不是用来解手的，而是爷爷熏肉的地方。记忆中的爷爷沉默寡言、温文尔雅，偶尔开口说话时，讲的是重庆话。我成年后有一次他走丢了，全家人出门去找，后来在离菜场不远的街上看到他抱着一只活鸭，坐在人行道边。我们意识到，爷爷开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让他一个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国留学以后，他马上偷着到银行取了钱，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镂花金戒指，上面镶了一块八角形的红宝石，可惜它被我在屡次三番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正在世界各地宣传电影《末代皇帝》，没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嬢嬢跟我说：“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她的眼眶一红就说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爷爷家”了，爷爷温厚善良的脸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直到拍摄《客从何处来》节目的时候，我才知道爷爷曾参加过北伐、抗日、抗美援朝三大战争。抗美援朝时他已四十八岁，经历过许多血腥，懂得打仗的代价，但还是第一批报名加入了志愿军。我女儿文婷小的时候问过我，她的遗传基因里是否有战场上的英雄。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跟她讲她曾祖父的故事，他血液里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性里最高贵的品格。

　　我跟着摄制组去了爷爷投笔从戎的战场“土地堂”。据研究这段历史的莫列义老师说，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十分残暴，叶挺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还亲手枪毙了几个怯战的士兵。最惨烈一仗就在武汉郊外的土地堂，伤亡八百多人，我爷爷和他的哥哥在那里血战了三天三夜。

　　拍完节目，父亲跟我讲了那一仗后发生在爷爷身上的事，“我爸转移伤兵去武汉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叛变，还在国共合作的，哪晓得刚到武汉第二天，蒋介石叛变革命了，开始抓共产党、杀共产党。幸好他在武昌同仁医院遇到李穆生，他是我爸和伯父在湘雅的好朋友，就把我爸藏起来了，他们（蒋介石的人）搜了半天没搜到他。李穆生又给了我爸一些钱，让他先回松溉老家去避一避。我伯父跟着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我爸就错过了。风头过去以后，他决定把书读完，就到上海来找颜福庆。那时候颜福庆刚刚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国立医学院，把一些原来湘雅的二年级学生转到了上医，我爸已读到三年级，颜福庆就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完成了在湘雅中断的学业”。

　　湘雅医学院始于美国雅礼会（Yale- in- China），那是由几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一九〇一年建立的组织，名字来自《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也是 Yale的译音。他们希望效仿牛津和剑桥在印度传道的方式，通过办学校和医院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后，雅礼会决定以中华腹地长沙为立足之地，并开始物色人选来执行他们的理念。

　　胡美医生（Dr. Edward Hicks Hume）于一八七六年在印度出生，其父亲和祖父当时都在印度当传教士。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一九〇三年他被美国公共卫生局派遣到印度进行鼠疫预防工作。当他得知有机会到中国兴办一所欧美甲种医科大学标准的医学院后，于一九〇五年携家带口来到中国，突击学习中文。一年后便在长沙西牌楼街的一家旅馆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前身）并任院长，同时创办了雅礼学堂并兼任校长。

　　一九一〇年雅礼会聘请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颜福庆教授，和胡美共同筹建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经过两位十年不懈的努力和政府与慈善机构的捐赠，当我爷爷在一九二一年考入湘雅医学院预科时，它已经是全国顶尖的七年制医学院之一，每年从两千多名考生中招收六十名新生。当时颜福庆教授任医学院院长，胡美医生任教务长和医院院长。一九二三年爷爷在预科毕业后，开始就读湘雅医学院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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