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26)_陈冲

二六

　　在美国新冠疫情剧烈恶化的时候，小女儿跟我们在家，大女儿只身在另外一个城市，令我十分牵挂。我不难想象，姥姥把七岁的二女儿一人留在炮火连天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心境。我先生在家隔离，突然有了闲暇，大女儿极力推荐他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契诃夫。大女儿不常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让我惆怅，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她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

　　说到姥姥的那些书，“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抄家的人从房子里拉走了一车书——姥姥和外公从上海到伦敦、波士顿、重庆，再回到上海，这一路筛选积累的书。在回忆外公书房的时候，姥姥这样描写：“他的藏书倒并不限本人专业范围，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文艺书籍和报刊之类，都使他感兴趣，在他一只书柜的一角里，还悄悄放着几本小册子。它们是 How To Swim、How To Take Photograph、How To Dance、How To Play Bridge等等。可是他除了可以偶然凑数打一下桥牌，既不会游泳，更不会跳舞，也没有拍摄过照片……也许他曾经感到过遗憾，所以去买了这些小册子……”可见，书远不只是书，更是一种潜力，好比乐谱或者种子。被拉走的是他们身外之物里最不舍失去的东西。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凌，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凌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虽然我还无法懂得故事中复杂的情感和意义，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那些陌生的角落。

　　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中对人性的认知。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至今若有人提起莎士比亚，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大约在一九七〇年，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职停薪。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自己的笔记这样写了，“回家后向里委报到，负责读报等。有一组参加过罢工斗争的退休老工人，全是文盲，要听马列主义著作。我把《哥达纲领批判》阅读五遍，阖书讲解后一起讨论。双方都觉满意”。也是在那个时期，姥姥还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当年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因为桥的壮观，也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的人，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觉。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间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为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姥姥被上海科技出版社请去当顾问，编辑了《家庭医学全书》。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以后，姥姥终于回到了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灵格风（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

　　一九七七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一九八〇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雪赫拉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和姥姥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没兴趣。她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姥姥虽然没有太多物欲，但她懂得享受。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姥姥的故事，到网上帮我买了一本姥姥在一九五〇年代编的《吃的科学》。在第一章“怎样吃饭”里，姥姥首先强调了享受：“我们的眼睛会看电影，耳朵会听音乐，这些都是享受呀；为什么对于好看、好闻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赏一阵呢？”然后她又解释了：“如果他不带着欣赏来享受食物时，他的口水就减少了分泌，胃液也减少了分泌……食物也因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触，而难以消化。”在姥姥看来，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他只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

　　跟N结婚后，我带他回上海探亲，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她说，石灰都成粉了，要换了。我就觉得，日子还会正常过下去的。石灰箱是一只高高的长方铁皮箱，箱底有一纸包的白石灰块，上面的空间用来存放花生、饼干等怕潮的零食。跟那只藏书的皮箱一样，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总是能用最简单的举动和语言，在关键时刻给我慰藉。

　　二十四岁那年，我回国上了春晚，即兴说了几句：“今年是牛年，我属牛，所以就系了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话叫恭喜发财……”我恭贺新禧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报纸上写了批判我的文章，谴责我称祖国为“中国”：“撇开迷信味儿不说，陈冲去了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那她自己是什么呢？”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开始声讨我的叛国行为，并把“中国”讹传为“你们中国”。在一片谩骂声中，唯有姥姥挺身而出，为我到各大报纸杂志去奔走，最后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她为我写的辩护文章。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严。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无力地安慰她说，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坚决地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没有能让他们停下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上住院开刀。

　　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个小脸盆里，再从抽屉里取出替换的内衣。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忘记了。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画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做爱，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我喜欢一篇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世界。

　　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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