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25)_陈冲

二五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把我母亲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激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我自己的女儿十三岁那年跳级考上了全美最顶尖的高中住读，比同班同学都年幼一些。入校后不久她得了厌食症，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跟我提到女儿年幼时我外出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专业术语为“分离焦虑”。女儿的病根源在我。我无力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偶尔离开，一般都在两周内回家，最长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医生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天可能就意味着抛弃，而每次被抛弃，她都以为是永远。孩子们不记得你平日的付出，因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她们记得你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点的士兵还帮着捡，这样就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

　　我打开相册，找出几张姥姥那时的相片。姥姥长了一张娟秀的瓜子脸，那也许是她脸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线条；她的额头宽敞，有些男性的方刚；她的眉毛上扬，有些挑衅的傲慢；她的单眼皮有些不对称，但是眼睛里透出聪慧和沉着；她抿着的嘴有些固执，也好像在说，别惹我；她的鼻子也许是五官里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脸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满诚信。然而，照片只是漫长人生中的几秒钟，并非立体性记录。姥姥在照片里显得严肃，而我认识的姥姥幽默、风趣，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对话者。一位《文汇报》的记者曾经这样回忆姥姥：“……史伊凡老人是我感到亲切又十分乐意交往的一位，老人乐观豁达，随意又健谈，是位典型的有修养的老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常上平江路的那幢小楼去看她。暖暖的下午阳光里，我们俩一支烟，一杯咖啡，天南地北地谈天，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姥姥的头脑、见识、个性和思想，是她一辈子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清泉。

　　在从上海去重庆的时候，姥姥拖着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女人点上一支摩尔烟，审视眼前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他也用疲劳的眼神扫了她一眼。女人知道他工作单调而辛苦，并跟她一样远在他乡。她为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娓娓道来，讲一段伦敦街头的趣事、一个《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一则好笑的新闻。或者，她跟他拉一段家常，有滋有味回忆起某条街上某种特别香的豆豉、辣酱、臭豆腐。女人聊起天来那么亲切生动，这份意想不到的愉悦或许打破了男人沉闷的日子，或许满足了他的一份乡愁，以致他完全忘记了跟她原来的交易，开始向她倾吐，一泻千里，直到夜深人静……

　　我也可以想象另一个场景，女人的衣服被撕开，纽扣被扯掉，她被压在水泥地上，背上的皮肤已经碾破。事后，男人还在喘息，裤子狼狈地堆在脚腕，女人已经穿好大衣，拢齐头发，拿起通行证平静地转身离去。她挺拔高傲的背影，让他突然自惭形秽。他向她索取了身体上的快感，但无法索取征服者的优越感。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象，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姥姥“陪他们睡觉”，也许是这两个场景之间的情形，也许根本不是，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异想天开、不可思议。关于那段旅程，姥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想她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写到这里我甚至怀疑——或者希望——母亲是不是把别人的经历误记成了姥姥的，毕竟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上网搜查当年从上海到重庆的文字和图像，看到一个身穿旗袍和西装外套的女人的照片。她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地坐在一只皮箱上，身边另外两只皮箱上放着厚厚两捆棉铺盖，她的身后有几条舢板，还有船夫、挑夫和逃难的人。她在路上奔波多久了？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从她无奈和麻木的脸，我仿佛看见，姥姥带着年幼的母亲在跳板上等船的样子。我还找到一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写的回忆录，都提到通行证、交通工具的困难，和一路辗转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曲折。据潘君拯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日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一书描写：“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粗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抗战时期汽油短缺，老百姓在车身旁安装一个炉子，内填木炭，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木炭车马力小，因而在山路上事故频发。

　　姥姥也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把母亲从上海接到了歌乐山。一家三口终于在后方度过了几年物质贫乏，但精神充实的生活。母亲这样描写那段时光：“当时重庆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电煤卫全无。有位叫老宋的老伯专为大家从山下小溪把水挑上山，每户每天用一担水，晚上点的是电石（乙炔）灯，屋后砌了个柴灶烧饭。母亲还学着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面包，烤失败的面包由我们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实验室的成员都请到家里来分享。就着自制的果酱和当时颇金贵的红茶，算是一顿美味的茶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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